1.抗战电影的诞生

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电影底战场，……以电影底话语向我们底同胞和我们底国际间的友人陈述新中国底现实！”^[37]电影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电影与全民族抗日的时代使命结合了起来，一种特殊的电影形式——抗战电影，就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1938年12月4日，重庆《扫荡报》上登载施焰的文章《三则建议——给中国电影界》，呼吁中国电影界急切的任务是“电影下乡、电影入伍、电影出国”。^[38]这三条建议成为抗战电影制作的一条准绳，其中对农民和军队进行教育和宣传，成为抗战大后方教育电影的一项主要工作。

2.抗战电影的种类与主要内容

抗战电影一个重要的特色在于强调电影作为战时宣传工具的广泛教育性和现实服务性。1937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因抗战需要扩充为政治部，加强了对电影业的管理。抗战时期电影制片机构，包括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电化教育推广处、国际电影推广处、金陵大学、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等，几乎全属官营性质。

抗战时期电影绝大多数均为科教宣传片，一般称之为教育电影，以示与商业电影相区别。彭骄雪将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分为四类：科学普及片、技术推广片、教学片和国民党训育片（或称军教片）。^[39]这些电影有些是国内独立摄制的，有些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甚至由于战争的干扰和经费的限制，官营电影系统自摄的影片并不如国外流入的数量多，但它们都隶属于专门的行政管理。教育电影的生产和播映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由国家出资扶植，并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工业”。

中央电影制片厂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宣传科下的电影股，1937年发展为制片厂。由于其所属军事机关的优势，该厂组织了若干摄影队奔赴抗战前线，在战火中拍摄了不少抗日战争的新闻片和教育电影。如《保卫我们的土地》《塞上风云》《抗战特辑》《南京专集》《抗战言论专集》，还有一些标语卡通片、歌唱片、纯新闻片、军事教育片等等。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的影片则有《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抗战中国》《孤城喋血》《北战场精忠录》《中华儿女》等，还有一些纯新闻片、记录片等等。除了这些政治和军事题材的影片，还有另一种类型的社会教育影片，旨在对民众日常生活进行教育和指导，以增长技能，提高国民素质，因而其内容则要宽泛得多。这从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室1939年统计的社会教育类影片内容可以看出。当时教育部置备的影片共有130余种，“其中属于发扬民族意识者二十七种，增进生活常识者十六种，灌输科学知识者十一种，授与生产知能者三十四种，协助学校教学者十七种，其他关于地理风景及娱乐者二十五种”。^[40]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成立后主要从事这类影片的摄制。该厂1942年在重庆北碚成立，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当年的出品目录共40多种，其中社会教育片内容十分丰富。例如，《健康的国民》旨在展示每一个国民应有的日常生活卫生习惯及公共卫生方法；《新家庭》介绍普通家庭的家事改良方法及其设备，以图观映者仿效；《游泳》介绍一般游泳知识以提倡国民体育；《家庭副业》则介绍普通家庭妇女可以从事的农业、小工艺、畜牧生产副业；《新四川》介绍当时四川的情况及地理常识；还有《社交礼仪》介绍国民政府所规定并倡导的所谓新社交礼仪制度。这些教育片反映了政府当局开启民智、提高全民素质的主观愿望，当然是与国民政府所鼓吹的“抗战建国”和“新生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3.流动的电影放映队

抗战时期大后方活跃着多个流动电影放映队。其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电影放映总队”规模最大。其队部设在重庆区中一路328号。电影总队长由郭沫若兼任，下设电影队十多个，共有放映员104名，负责分赴各地和各战区放映电影。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影放映总队的统计，仅1940年上半年六个月间，第一队在第三战区放映89次，观众101800人；第二队在第四战区放映58次，观众160400人，第三队在第八战区放映79次，观众631100人；第四队先后在第四战区、第九战区放映86次，观众333900人；第五队在西昌建设区及西康放映85次，观众214350人；第六队在第十战区放映45次，观众793350人；第七队在第五战区放映51次，观众367400人。放映地区远至陕北、绥远、甘肃、西昌、西康，以及湘、粤、赣、皖、苏、浙、豫等各省战地，观众多为农民与士兵，在西康的观众还有倮倮族。^[41]

此外，各省电化教育辅导处也是教育电影的主要放映机构。为了推行电影教育，1936年教育部划定了81个“电影教育巡回施教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不断购置电影放映机，增设施教区，保证了电影教育稳定发展。1938年，教育部成立第一、第二两个社会教育工作团，并组建成立第一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按时巡回放映电影。每一县市均有电影教育机件一套，巡回本县市境内各村镇施教。1938年底，全国划定的电影巡回施教区达到135处。1939年，为了适应抗战需要，教育部“一面委托中央信托局代购发电机、放映机、幻灯机各二十四架，以便分发各省增设新施教区……一面大量摄制并购置教育影片，已委托香港银光公司及柯达公司，复印抗战第三辑、抗战第五辑、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空军战绩、淞沪抗战及防空、防毒等影片多种”。^[42]但是1940年以后，因为国土沦陷，交通不便，施教区的电化教育活动受到影响。1942年，原两个社会教育工作团改组为川康、西南、西北三个社教工作队，次年，国民政府发布《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组织通则》，将原来的电影巡回施教区一律改为巡回工作队。截至1943年底，全国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总计达52队之多，工作范围覆盖湘、鄂、川、黔、滇等19省，受教民众达百余万人。到接近抗战胜利的1945年，电化教育巡回工作队缩为39队，分布于16个省市。据电化教育委员会统计，自1942年至1946年几年间，教育部仅在重庆及邻近的迁建区一带就放映电影124次，观众达391550人。^[43](www.daowen.com)

4.抗战电影对民众的影响

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孙明经教授在撰文谈到电影与民众关系时指出：“电影具有动员民众的素质”。^[44]他认为，电影作为一种媒介，一种工具，它和文字一样，“使每一个公民觉得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因而全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人人都能担当起抗战建国的重任”。他甚至认为，相比于文字，电影对于动员民众有更多的好处，因而效用更大。比如电影更能吸引群众，电影可以打破语言文化的隔阂，电影可以打破空间、缩短时间、扩大空间等等。孙明经在金陵大学办理电影教育若干年，上述论述的确是经验的总结。由于电影在当时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还算是一件新奇的事物，民众反应热烈，常至于万人空巷，“其实不一定映什么好片子，民众只要听到电影两个字，便雀跃三丈，觉得非先观不为快”。他以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两年以前，我到西康考察，教育厅便派人去巡回放映教育电影，当时安巴城的人，真的万人空巷，挤到城外空坝上看电影，而且临近一二十里的老百姓也都扶老携幼来了，等到一切都布置好，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放映人员只好收场不映，但是观众一个也不走，一定要看，于是才想方法把放映机遮起，观众也就在雨里作了两个钟头的落汤鸡。

“巴安汉人不多，大多是康人应用藏文藏语，电影里的文字都是汉文，但是他们不管懂不懂汉文，还是要看。电影号召力量之伟大，于此可见一斑。”^[45]

类似的情况在实施巡回电影教育的放映员的记录中屡见不鲜，常常令人感叹。甘肃教育厅一名叫赵振国的工作人员有如下一段记录：

“本来为了汽油无多，我们决定公映二十次，实际上我们公映了四十一次，这完全是因为各地的军队及民政团体情愿自己出汽油的缘故！那六县的好多乡镇，因为时间、经费的不许可，我们是没有去，然而离我们公映地点二十多里外，军民徒步骑马，成群结队的冲出黑暗的原野，爬过高山，涉过涧水，到我们的那儿来，不能不使我们高兴欢唱。”^[46]

从以上文字可以窥见当时电影在普通民众中的受欢迎的盛况。正因为喜爱，电影往往也最能抓住人们的心，在潜移默化中施以教育和熏陶，因此电影对抗战时期民众的精神动员常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史东山曾记载：“常有伤兵看了影片之后，立即要求上前线的，有民众看了影片之后，自动请求服兵役的，影片中士兵忠勇的表现，民众对政府和军队的热诚的表现，以及儿童团体救亡工作的表现，曾赚了观众不少感动之泪。”^[47]

瞿菊农对电影教育也曾有高度评价：电影“在此次抗战中，其力量之表现，尤其显著，穷乡僻壤与时代很少接触的区域，以各文化教育之深入民间而发生了莫大的教育效能”。^[48]由此可见，电化教育在抗战这一特别的时期起到了抗战宣传、激发民众民族意识的作用，同时也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