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证社会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国民政府早在1928年就通令各省教育厅，“规定社会教育经费，应占全教育费中百分之十至二十”。^[10]但很多省市不能达标。1933年教育部再次训令各省按上述标准筹达社会教育经费，“不得仍前玩忽，漠视要政”，且进一步要求已达标省市“嗣后如新增教育经费，所有社教经费在该项新增经费内所占成数，在各省市应为百分之三十，在各县市应为百分之三十至五十”，^[11]可见国民政府对社会教育事业的期望甚高。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也多次通令各省市开列预算、宽筹经费，并整理教育财产。1941年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宽筹社会教育经费，加紧推进社会教育，以加速完成抗战建国大业”的提案，要求各省市县社会教育经费“应切实递加”，在1942年至少达到全部教育经费的20%至30%的标准。^[12]除了开源节流外，教育部还对于社会教育经费的使用进行了规范和集中。1941年，省教育经费实行中央统筹，所以教育经费有一定增加，社会教育经费也随之增加。但是在战时的特殊时期，政府须统筹支配有限的财政，集中用于保障军费上，因此战时各地社会教育经费筹措往往不能完成预期的目标，有些甚至相差甚远。从教育部统计的数据比较看，1945年社会教育机关数相当于战前的33.62%，经费是战前的79.35倍。经费虽然是战前的近80倍，但是1945年的币值仅是1936年的0.5‰，有学者按此做过粗略计算，发现1945年经费只相当于战前的3.97%。^[13]因此，中央下拨教育经费完全不足以满足当地社会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相当程度上还需依赖各省和地方自行筹集。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地方的教育经费自1929年起就已经实现独立，有专款会计，并组织了征收、保管、出纳、支配、监察等专门机构管理教育经费。1934年拟定了《各县市社教附捐保管支用规程》，将“烟酒牲屠附加自治捐款，以十分之二补助各县市社会教育经费，通饬一律自1934年7月1日起征，此项经费用来推进民众教育不得挪以他用”，“自筹此项经费后，社教经费已占省经费百分之三十”。^[14]可见，地方政府在保证社会教育专款来源方面有所作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央拨付经费的不足。(www.daowen.com)

除了社教经费的保障之外，由于在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教育的特殊历史作用，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后方各省社会教育的工作督导，并于1938年创设了社会教育督导制度，这是此前不曾有过的。根据形势需要，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教育方面的法令法规，如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等社教机构章程等，陆续颁布各省实施。同时，教育部设置3—5人督导各省市社会教育。同年5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教育厅切实推行社会教育，并订定规程，令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十省设置社会教育督导员，还规定各省每一行政督察员区，应设置督导员一人，长期在巡回区的各县市督导。其任务是“（1）督查本区（市）社会教育法令之推行；（2）督促并筹划本区（市）社会教育之推行；（3）督促并计划本区（市）社会教育经费之增筹；（4）视察并指导本区（市）社会教育机关之工作；（5）考核本区（市）社会教育机关之成绩；（6）答复本区（市）社会教育机关之咨询；（7）介绍适用之教材及教法于本区（市）社会教育机关；（8）办理本区（市）社会教育人员之训练及进行”。^[15]教育部还有一种督导方式，就是根据视察人员的呈报直接发布命令和指示，令各省市对社会教育工作进行改进。但教育部只指出哪些方面应该改进，但怎样改进却不加指导。由此看来，政府虽意识到社会教育的重要性，但对社会教育的督导只是宏观性的，而地方上社教人才缺乏，使得社教工作尚缺乏专业上的指导，所以其督导的作用不难可以想见。就像民国时期民众教育倡导与研究者陈礼江所描述的那样：“中央虽已确立督导制度，而督导人员仍感不足，若干省县，甚至未见督导人员之面，且因乡情地区之封建恶习未除，赏罚不明，每使辛苦工作成绩显著之人员，其功不彰，而滥竽充数别有关系之庸才，反能尸位安居，不但影响事业之进展，而使学术理论，亦感空泛，而无法推行”。^[16]事实证明，抗战时期社会教育的发展并不一味依赖政府作用，更要肯定的是社会团体和民众的支持与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