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一词系清末年间从日本引进我国教育研究领域。1912年，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在其组织拟定教育部官制时，特设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列，这是我国制度化的“社会教育”之发端。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中央教育行政组织虽几经调整，但都保留了社会教育在教育行政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国民政府还正式颁布《教育部组织法》，规定社会教育统归社会教育司主管，并明确社会教育七项内容，包括：民众教育及识字运动；补习教育；低能及残疾者教育；美化教育；公共体育；图书馆及保存文献；其他社会教育事项等。^[3]这些事项主要通过民众学校、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等机构进行。

抗战爆发以后，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战争的破坏和摧残，但由于抗战的特殊需要，社会教育进一步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社会教育行政组织得以保全和继续完善。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社会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设委员九人，由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各派二人，教育部、内政部各派一人，另聘社会教育专家一人组成。由此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并非仅是教育部的内部事务，而是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由多部门参与的共同事务。教育部设有社会教育司，分为三科，分管社会教育事业的不同事项。从其分掌事项来看，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事项较战前更加繁重，除增加“国防”教育的特殊任务，还强调了“农产”和科学、卫生等事项，此外电化教育作为当时较为先进的一种技术手段开始发展起来，并日益成为抗战时期社会教育的重要工作内容，其中包括播音教育事项，电影、幻灯教育事项，电化教育推广及教材编辑事项等。^[4]教育部还组织成立各专门委员会辅助推进社会教育诸事项。如社会教育计划委员会、电化教育委员会、国语推行委员会、音乐教育委员会、补习教育委员会等等。地方上也有专门的社会教育行政组织。抗战前，各县教育局下设专科掌管社会教育，1939年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后，教育局被裁撤，改设教育科，教育科内设专股或专员负责办理社会教育。(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