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抗战期间，诸多学生配合征调，为国服务。医药人员方面，由于战事需要，1937年7月，教育部拟定《全国医药专科以上学校高级、护士及助产职业学校教职员学生组织救护工作办法》，规定各校联合组织“医教救护团”，各校分别成立救护队，称“医教救护团第×队”，以校长或院长为队长，就其设备及人才之能力范围，设置若干组。医药专科以上学校应设：（1）内科组：由内科教员及医学院五六年级、医学专科学校四年级学生组成；（2）外科组：由外科牙科教员及医学院五六年级、医学牙科学校四年级学生组成；（3）司药组：由药学专科学校教员及三四年级学生组成；（4）防疫组：由细菌寄生虫科教员及医学院五六年级，医学专科学校三四年级学生组成；（5）救护组：由教员及医学院二三年级学生组成；（6）担架组：由学生及校役组成。9月，又制定《医学教育救护队员调遣服务办法》以保证队员确能从事军中服务。1939年7月，军政部、内政部战时卫生人员动员征调委员会开始征调各医药院校1939年暑期医科实习期满学生及药科毕业生，半数为军方后方医院服务，半数为国家医疗卫生机关服务；1941年，教育部又规定1941年度毕业生除15%留校服务外，其余征用分配比例为军政部军医署40%，卫生署30%，中国红十字会15%，以后几年都按一定比例征调。1941年秋，美国来华志愿空军日增，需要翻译人员，教育部奉命转发《军事委员会征调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任译员办法》，征调各大学外国语文系三四年级学生，予以短期训练，派往服务，迨战事结束，前后共计征召译员三千六百余人。再者，军政部为适应战时需要，增进军事工程人员及军法人员质量起见，依据《国家总动员法》订定军政部征用工程学科及法律学系毕业生有关规定，自1944年度起，每年全国各大学及独立学院的工程学科毕业生及法律学系毕业生15%由军政部征招。而这些医药、法、工、外文等科被征调的学生，自1938年起到1943年底止，六年中共计6371人，其自动参加军佐工作或译员考试者，尚不在内。^[74]

第二，部分高校屡屡发起从军运动，直奔前线。如庐山时期的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迁往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等校，分别于抗战初期（1937年冬）和抗战中后期（1943年冬）发起志愿从军运动，一时间得到周边学校的积极响应，形成了一股股学生从军热潮。1944年，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时，广大青年学生极为踊跃，其中体检合格入营者9477人，女生107人，参加远征军者2260人，参加空军者200余人，1944年各校学生从军者多达69000余人。就国民政府成立的招训会而言，从1940年到1945年11月，到招训会登记的青年总数为382000余人，其中“从军和参加军校者计48745人，约占12%以上”。^[75]在重庆，至1942年12月底，共征集知识青年8331人，至1945年2月3日止，四川129县、市、局登记从军的知识青年共29157人。^[76]这些学生或直接走上前线杀敌，或奔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活跃在各个抗日战场上，有力地支援了抗战的胜利。

此外，此次高等教育的旷古变迁，延续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科学技术，为抗战提供智力支持，为战后建国储备知识和人才；担当了“民族文化的光大、传播与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陶镕、阐扬和发展，民族意识的培养、深刻化和普遍化”^[77]的重大使命，于国难之际筑起了一道民族的心理和精神长城，于军事落后的情形下构建了强大的心理国防，有力还击了日寇欲奴役和毁灭我中华文化的狼子野心，是文教战线的另类八年抗战，是对民族精神制高点的有力争夺。

民族危亡之际，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深厚的民族情感，教育战线与军事战线的紧密配合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有力保证。今天，科技日渐发达，社会经济日渐发展，国力日渐增强，现代大学作为知识传承和科技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服务社会的能力更强，形式更多，但其中的服务精神却是一脉相承。

此次高等教育的变迁不仅是高等教育史上永恒的辉煌篇章，亦是中华民族反法西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意义还在于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省思。我们也从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对和平自由的无限热爱与追求、中华儿女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一代中国大学人独特的精神气象。面对历史，今人及后人都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放眼长远，认真总结和学习，吸取经验教训。不可否认，高校内迁于大后方各方面的起步确实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但日本侵华的法西斯性质及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灾难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文化而言，当时之日本统治者的行为是一种以泯灭中国人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剥夺中国人的自主权力，使之服从法西斯统治为目的的文化侵略。今天，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阴魂不散，但这并不会妨碍中日两国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和平的追求，八年抗战及一代中国大学人已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注释】

[1]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一编　总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页。

[2]熊明安，徐仲林，李定开：《四川教育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83页；冯开文：《中华民国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1页。

[3]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一编　总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8-10页。

[4]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页。

[5]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382-383页。

[6]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7]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十四编　教育统计），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页。

[8]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十四编　教育统计），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9]李定开：《重庆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321、322、345、346页。

[10]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33页。

[11]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12]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33页。

[13]《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81页。

[14]《〈中国工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85页。

[15]《论政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26页。

[16]《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13页。

[17]《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5、656、658、659页。

[18]《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66、667、668页。

[19]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7、20页。

[20]刘德华：《中国教育管理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

[21]刘德华：《中国教育管理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

[22]毛泽东：《妇女们团结起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23]赵海：《毛泽东延安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24]胡琦，何华生，许明修：《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办的经过》，《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2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陈元晖主编：《老解放区教育简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高奇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6]《申报》1937年5月30日。

[27]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3页。

[28]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五册·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1-632页。本表财产损失价值以法币元为单位，材料系截至1938年8月底止。

[29]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五册·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本表财产损失价值以法币元为单位，材料系截至1938年8月底止。

[30]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4页。

[31]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57-59页。

[32]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二编第24、25页，总第52、53页。

[33]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6、28、29、30、31页。

[34]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惠世如：《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56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余子侠著：《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熊明安，徐仲林，李定开：《四川教育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李定开：《重庆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5]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迁移》，《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徐国利：《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36]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www.daowen.com)

[37]惠世如：《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38]惠世如：《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39]惠世如：《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

[40]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00页。

[41]罗家伦：《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中央大学七十年》，第112页。

[42]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页。

[43]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44]郑体思，陆云荪：《抗战时期迁川的国立中央大学》，http：//www.cq.xinhuanet.com.新华网，2005年7月28日。

[45]百年校史——中央大学时期，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http：//museum.nju.edu.cn，2009年10月18日。

[46]梁山等：《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惠世如：《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47]杨家润：《李约瑟与复旦大学》，《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

[48]李本东：《重庆复旦大学的校园文学活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01年第4期。

[49]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省文史书店1994年版；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50]金陵女子大学.http：//www.jllib.cn：8080/njmgjz.cn/jyzj/b147.南京民国建筑网（2009年10月18日参考）。

[51]（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2]吴贻芳：《金女大40年》，《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1983年版。

[53]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省文史书店1994年版；钟叔河等：《过去的学校》，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54]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5]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6]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57]（美）易社强：《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58]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59]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19、121、122页。

[60]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1]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2]《教育统计》，《教育通讯》第2卷第5号，1939年1月。

[63]徐国利：《浅析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作用和意义》，《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

[64]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285页。

[65]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195页。

[66]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76页。

[67]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155-156页。

[68]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157-160页。

[69]张谦，黄升任：《抗战与中国高等教育》，《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4期。

[70]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192、194页。

[71]张谦，黄升任：《抗战与中国高等教育》，《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4期。

[72]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201页。

[73]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189页。

[74]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567页。

[75]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58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41页；毛礼锐等：《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

[76]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77]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0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