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战时科目的教学和研究为抗战提供了必要的人才和技术支持。早在1936年，各校相继增设不少特种教学科目，抗战爆发后，各大学又陆续开设相关课程。如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西南联大、西北工业学院相继开设航空课程。中山大学文学院增开民众组织研究、抗战文艺、历代抗敌诗选；哲学系开战争哲学；史学系开日本近百年史；电机工程系开防空消毒、汽车驾驶及修理法、飞机修理、兵器概论。^[69]金陵大学迁成都后，先后开设公文程式、交通经济、战时财政、日本史、边疆问题研究、人口问题、中国经济地理、所得税会计、战时经济、西南边疆及战时哲学等课程；并为“表彰民族正气起见，特设丁丑以来中日战事史料编纂委员会”，对战争相关的各方面事宜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收集、整理、编纂。^[70]同时，战时大学常常为抗战军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搬迁至重庆的中华大学，以成序庠教授牵头进行的活性炭研究，其成果即用来制造战备的防毒面具，经过武汉普备司令部防毒委员会的检查合格后，特许专厂制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我国施行封锁，国民政府抗战的外援物资一度断绝，燃料用油更是匮乏。军令部函请各院校研究汽油代用品，各校响应，相继研究出每加仑桐油行车18公里的桐油汽车、煤炭汽车和用糖、酒、松香提炼代汽油的技术和工艺。1940年冬，军令部还曾请一些院校研究山芋、茅根和汾酒能否制造汽油的问题。军政部还将战场上遇到的技术性难题分类函送有关院校，让他们代为解决，这些问题五花八门，有军需品、兵工制造、伤兵处置、防空等等。^[71]

第二，战时大学还通过宣传、义卖、募捐、捐献等途径支持抗战。宣传形式多样，有演讲、文艺表演、壁报、标语、游行、唱抗日歌曲等等，内容主要是宣传战时常识、国民责任、有关军事的法令、辟除谣言、揭露日军罪行及野心等，以提高民众民族意识，鼓舞民众信心。抗战八年，高校师生生活异常贫困，但本着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思想，纷纷捐钱捐物，或通过义演、义卖等方式筹钱筹物。金陵大学文学院“应成都广播电台之请”，自1938年3月起，每两周由该院各系教授轮流前往播音一次，“其题材则以抗战时期人民应有之认识为中心，藉以唤起后方民众抗敌情绪”。^[72]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后，“教职员间有救国献金团，暇时他们便到临近各县去演讲。学生间有抗战后援会统办一切后援事宜，如利用话剧、歌咏、演讲、壁报来宣传，开设民众教育班推广抗战教育……”^[73]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师生，先于1941年的太湖战役中，在3天之内就为抗日军队制造了近20万个大饼充作军粮，后在1942年南平县组织的“三八”妇女节集会上，为“福建妇女”号飞机捐献出一大笔钱。另外，该校师生还将义演收入悉数捐献给福建战时儿童保育院。迁往香港的岭南大学，仅在抗战头3年内就先后两次组织人员回到内地慰劳战士和为伤兵难民们服务，3次参加捐献和认购建国储金券，且为前方战士筹募到相当数量的寒衣。这所仅六七百人的高校，仅1939年冬，一次就捐款万元。(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