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内迁西南的著名高校中，西南联合大学当属典范。迫于战时需要，亦有其他高校采取联合措施，但均未能“一联到底”。西南联合大学不仅于战时特殊环境中以联合方式求得生存，更在教学、研究及服务社会方面取得杰出成就，创造了中国甚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至今仍是高等教育的典范。

1.迁移苦旅

卢沟桥事变后，表面是和战未定，但于日本而言，对华侵略乃是处心积虑之既定方针。此前之“九一八事变”、“淞沪之战”、“华北分治”、“何梅协定”、绥远战争等及其间的诸多恶劣举动皆是1927年之“田中奏折”的具体发挥，中日战争无可避免。但国民政府尚存迟疑之心，召开庐山会议商讨和战对策，一心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外是“和为贵”思想占主导，以为“卢沟桥”事变仍会以妥协而暂告无事。但随之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当时国民政府无力组织战区高校的大规模迁移安置工作，主要就国立重点大学的迁移做了具体指示和安排，选定三个地点组建临时大学，共分三区：第一区在长沙，第二区在西安，第三区待定。教育部于1937年8月中旬决定让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在湖南长沙组建一所临时大学。

选择长沙作校址，主要是从创办新校的物质条件出发。“卢沟桥”事变前后两年，为了给预测的应变作准备，清华大学曾拨巨款在长沙岳麓山山下修建了一整套校舍，预计在1938年初即可全部交付使用。此外为南迁所作的另一准备是，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的冬季，清华大学从清华园火车站，于几个夜间秘密南运好几列车的教研工作所急需的图书、仪器，暂存汉口，可以随时运往新校。

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以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设立临时大学，并成立筹备委员会。长沙临大筹备委员会委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张宗石和教育部长杨振声。三校校长负责校址勘定、经费支配、院系设置、招聘师资、收受学生等事宜。

三校学生陆续奔赴长沙，10月25日临大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11月1日即作为临大校庆日。此时约有教师148人，学生1450人（包括他校借读生；原三校学生约七八百人）。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全校校务，下设总务、教务、建筑设备、秘书四部，各部分若干组，处理日常工作。临大将原三校院系进行了调整，共设4学院、17学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系；理学院：物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算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化工工程系；法商学院：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商学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告急。1938年5月，日军不断溯长江而上，并轰炸长沙。虽然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表示，长沙绝对安全，但长沙临大的行政组织常务委员会考虑到武汉万一弃守，长沙告急，到时人心慌乱，再要从容迁校就来不及了，前途将不堪设想，决定迁往昆明。事实证明，这种预想与迁移是正确的，这一决定，不仅为学校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能够继续办学，而且从容地组织了迁校工作。常委会选中昆明主要出于两种考虑，一则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且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这也是当时内迁高校选择云南继续办学的主要原因。

内迁路线分水陆两条，前者由女生、体弱多病，经医生证明不宜步行者和愿走水道者构成，经粤汉路到广州转香港，乘海船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路经河口入昆明。后者则由自填志愿，身体健康核准步行者约244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湘西步行经贵州至昆明，其中有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黄钰生、袁复礼等。

湘黔滇步行团于2月20日出发，由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指挥一切，参加步行的教师11人，闻一多、曾昭抡、袁复礼、李继侗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会，由黄钰生任主席，负责日常具体的领导工作。除团本部外，学生组成两个大队，三个中队，每中队又分若干小队，军训教官毛鸿少将任参谋长，另两位教官邹镇华、卓任任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则由学生担任。每一大队有一伙食班，由学生五六人组成，学校配备炊事员一人。医官徐行敏与教师均属团本部。另有两辆卡车运送行李，学生除带被褥及换洗衣服外，多余物品均于出发前交学校代运，抵昆明后再领回。旅行团学生一律着土黄色军服、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黑棉大衣，还有一柄雨伞。

旅行团4月28日抵达昆明，历时68天。除车船代步，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平均每天走30多公里（最多的日子达45-50公里），他们餐风沐雨，翻山越岭，经受了体力考验和意志磨炼，学到了许多在课堂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一路上，他们瞻仰古迹，游览名胜，观赏祖国的壮丽山川，访问了少数民族的村寨，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更体验到了人民群众的困苦生活。他们采集了不少标本，收集到了上千首民歌民谣，刘兆吉先生把他收集的民歌整理成《西南采风录》，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分别为此书作序。钱能欣先生把自己68天日记整理出版了《西南三千五百里》，反映了旅行团的生活。闻一多先生在路上作风景书写数百幅，他从未剃胡子，到昆明时已留起一副美髯，直到日本投降之日才剃掉，一时传为美谈。总之，西南联大的这次迁移无论从行程距离、参加人数以及组织性等方面而言，无疑都是最具特色，史无前例的。^[55]

其间，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此时学校分为两部分：理学院、工学院设在昆明，称西南联大本校；文学院、法商学院设在蒙自，称西南联大蒙自分校。随校入滇学生约800人，其余学生或者入国民党军事院校或部队，或者留在长沙参加抗日活动，部分学生投身八路军、新四军，甚至奔向陕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习，部分回了原籍。

胜利内迁后，联大师生面临更为棘手和现实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在物资奇缺、信息闭塞之地顺利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2.学校管理

（1）行政组织

联大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常务委员会，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梅贻琦为主席。由于蒋梦麟、张伯苓不常驻昆明，因此8年间，日常校务实由梅贻琦主持。常委会每周举行一次，研究讨论学校各项重大工作，诸如人事安排、经费支配、多种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或撤销、处分学生等等。常委会下设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杨振声任分校主任，李继侗任先修班主任。另外，联大有教授会和校务会议组织，校务会议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教授会选举12人为代表）组成，常委主席梅贻琦为会议主席。除此，还有许多专门委员会，处理各类专门问题。如，防空委员会、校舍委员会、迁校委员会、校歌校训编制委员会、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毕业班资格审查委员会等等。这些委员会并不全是常设机构，某些属于临时性质，处理某些临时具体事务，且其成员不另计报酬。

（2）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是三校优良传统在联大的继续，其本质是民主治校。根据三校已有惯例，能开三门课程及以上者，方能聘为教授，能开两门者，聘为副教授。其时，教授占教师比例之多数，副教授次之，讲师助教最少。教授乃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且构成了高校教学科研的主体，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育人之大计。他们最清楚怎样的行政、教学管理方式及规章制度最适合学校发展。因此教授治校充分尊重了教授在学校中的主体地位，激发教授的主人翁意识，于生、于校均是明智之策。

联大的教授会包括教授和副教授，分学校教授会及系教授会。开会时，常委主席梅贻琦任会议主席。作为咨议机构，凡是重大事宜必须经教授会讨论通过。教授的主要职责有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工作、讨论学校重大问题、向常委会或校务会提出建议或讨论他们交议的事项、选举参加校务会的代表等等。教授会对学校的行政管理、科学研究、学科发展等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时，国民政府加紧控制各高校，从课程制定、院系设置、学生考核到教师党派归属、教师聘任甚至校训校歌，无所不及。吴泽霖先生在《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中说：“当时，所谓的教授治校确曾有效地起到过挡箭牌的作用，它维护了纷乱政局下学校的独立自主，抵制了外来的政治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内部团结。”维护学校独立自主，使之摆脱政府高压控制，即维护了学术自由、师生思想自由。而学术自由又是学校生存、发展之灵魂。

（3）学生自治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集中于一年级和四年级。一年级有“一年级学生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四年级有“毕业生资格审查委员会”。一年级时重在引导其快速适应大学生活，找到正确的学习方向，四年级多关心学生的毕业去向，注重与社会生活的衔接。二三年级多由学生自行发展，包括课业选择均自定，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和个性。

联大有学生自治会，并鼓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参加、组织各种社团。蒋梦麟先生曾说：“学生自治，可算是一个练习、改良学校社会的机会。我们现在讲改良社会，不是主张一二个人站在社会之上，操了大权，来把社会改良，这种仍旧是牧民制度，将来的结果是很危险的。学生自治，是养成青年各个的能力，他们是以社会分子的资格，来改良社会，大家互助，来求社会的进化，不是治人，是做主人翁，是自治，是服务。有人说，学生自治会里面，自己捣乱，所以自治会是不行的。我想自治会里面起冲突，是不能避免的，这是一定要经过的阶段。况且与其在学校里无自治，将来在社会上捣乱，不如在学校中经过这个试验，比较的少费些时。”^[56]蒋梦麟先生着眼于国家社会之利益，认为学生自治能为将来改良社会做准备。确实，联大的自治会及诸多社团如“群社”、“冬青社”、“神曲”、“西南风”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办壁报、举办时事报告会、办抗战刊物、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甚至向世界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本质等等。可以说，整个抗战期间，除了开化思想、民风，联大不仅为昆明、为云南，甚至为整个西南、为全国的反法西斯事业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4）院系设置

在临大院系设置的基础上，联大陆续作了调整和完善。1938年10月，西南联大增设师范学院（附设师范专修科）。文学院哲学心理教育系中的教研组改为师范学院教育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改为哲学心理系。工学院增设航空工程学系。1939年2月电机工程学系附设电讯专修科。1939年度起，设立先修班和进修班。1940年到1941年度，文学院的历史社会学系，划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1942年度，社会学系划归为法商学院。至此，联大共拥有5院26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约为3000人，是当时学科设置最为齐全的高校之一。各院院长均由教授担任。

3.教学概况

（1）师资力量，名师云集(www.daowen.com)

蔡元培曾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梅贻琦以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谓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吾人之图本校之发展，之图提高本校之学术地位，亦以充实师资为第一义。”其著名的“从游论”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实际执掌西南联大的梅贻琦十分强调教师的全面引导作用，且极其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注重延聘确有真才实学者，战时的西南联大，名师荟萃，为各校所不及。如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沈有鼎、朱自清、钱穆、陈序经、沈从文、刘文典、罗常培、罗庸、吴晗、潘光旦、冯友兰、金岳霖、钱端升、闻一多、陈岱孙、吴有训、吴泽霖、曾昭抡、袁复礼、李继侗、雷海宗、刘崇鋐、黄小卿、孙云铸、吴大猷、顾毓琇、华罗庚、陈省身、王竹溪等等。所举乃冰山一角，联大名师可谓灿若群星，且均在各自的领域里执学界之牛耳。如，金岳霖是把“形式逻辑”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为中国逻辑学界的鼻祖；吴宓开创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叶笃正是中国气象学、大气科学的奠基人；冯景兰是中国矿床学奠基人等等。

许多教授学贯中西，跻身世界学术前沿。即使处于偏远的西南之地，他们亦能关注世界学术动态，为联大的教学科研把脉。大师们除了在科学研究上有突出成就，在教学方面亦经验丰富。许多外系、外校学生常来旁听，往往人满为患。这些教授不仅学术造诣深厚，而且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因而教学质量水平颇高。联大许多名教授，因空袭移居郊区，远离学校数十里，可是为了同学学习效果好，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集中讲授方式，一门3学分课程必按每周三次来校授课，不辞数小时辛苦跋涉，并视为当然。陈达在《浪迹十年》中记载：一天早晨在空袭警报发出后，他“欣然”同意学生到郊外躲警报兼上课的建议，把人口问题带到郊外讲授，“学生十一人即在树林中坐下，每个人拿出笔记本，他坐在一座泥坟上讲G.Gimi氏及R.Peart与A.M.Carrsanders氏的人口理论，历一小时半有余”^[57]。除我国的诸多大师，梅贻琦还延请了不少国外知名学者专家前来讲学，有的甚至就此将其一生献给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雄厚的师资力量是联大取得卓著成绩的关键。

（2）课程设置，通识为本

课程设置主要是遵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各院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及遵部定全校共同必修课规定，增开《三民主义》《伦理学》。教育部曾依据《建国纲领》提出“专通并重”，在规定课程时实际又“提倡理工，限制文法”，实际上则是实行专才教育。这种将大学教学事宜高度控制和集中、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引起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作了适当调整改动。

梅贻琦有言：“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美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相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通才属于一般人才，对各类知识有所涉及，不仅为后续研究打下根基，于战时、平时皆有应变生活之基础。大学本科尤应重通才培养，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高深之专才为其他相关教育机构的培养目标。西南联大的课程安排和变迁正是贯穿了这样的通识思想，具有中西贯通、文理融会的特点。学知识、做学问兼顾中西、文理，方能融会贯通，走向广博精深，不至囿于狭隘。

各院学生必修大一国文、大一英文、中国通史。理工科学生必修一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从以下科目中择一：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法学概论；文科学生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程，从以下科目中择一：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生物、高等数学、科学概论。除了以上科目，各学院亦设置了诸多必修课和选修课。如，历史系必修课有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西洋近代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其选修课的断代史部分，有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晋南北朝史、隋唐史、隋唐五代史、辽金元史、宋史、元史、明清史等，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欧洲十九世纪史、西洋现代史、俄国近代史、英国近代史等。^[58]

基于“通识”理念，联大深刻认识到基础学科之重要作用，因此尤重基础科目教育，往往由名师担纲教学。如，大一国文有朱自清、罗庸、浦江清、王力、余冠英、陈梦家；大一英文有陈福田、英泮芳、叶公超、柳无忌、潘家河、钱钟书、黄国聪、陈嘉、谢文通、黄炯华、胡毅；中国通史有钱穆、雷海宗、吴晗、孙毓棠。由大家上基础课，可将本学科所涉及的广阔背景、内容展现清楚，亦可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后续学习的正确方向。

另外，联大学生的最低毕业学分为136，可多修。据各系所开课程看，其必修课学分比重较小，其余多数学分需学生自选选修课，这就为通识教育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联大开有诸多选修课，异彩纷呈，选修不分院系，可据自己的兴趣或专业任意选，亦可旁听。

联大课程并非一成不变，除了中西贯通、文理融会的特点，还具有发展性和实践性。随着教师们各自研究的进展，又不断更新课程，不至于内容停留在一些“陈词滥调”，大大拓展了学生知识面，开阔了视野。另外，联大也根据时局需要设置某些课程，在力所能及的方面支援抗战，保持着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并多方面地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

（3）教风学风，严谨务实

联大诸多教授不仅“手握灵蛇之珠，怀抱荆山之玉”，其敬业精神亦是师之楷模。沈从文开《中国小说史》，涉及的资料学生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拿夺金标毛笔，用筷子头大小的行书抄在宽一尺、长四尺的云南竹纸上，然后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讲课时，他非常诚恳地、慢慢地讲，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以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在“传道”。教写作课时，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不是评析文本得失，便是从学生的作业谈下去，阐述自己有关创作的观点，有的读后感比学生的原文还长。同时还推荐一些与学生写法相似的中外名家作品，期望学生通过读书去参悟写作之道。另外，有一次，朱自清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可当晚他身患痢疾，由于频繁拉肚子，只能在书桌前放一个马桶，连夜改作文。第二天，脸色蜡黄，连脸都顾不上洗就去上课了。蔡方萌是当时的结构学权威。他上结构学时，每周一小考，每月月考，期终大考。小考由助教掌管，月考、大考由他本人出题并批阅。他上课从不点名，不记学生姓名，及格与否全凭试卷不讲人情。每学期，不及格的学生有1/3左右。吴晗教授《中国通史》时，有三百多人上课，考试时只有十个人及格，及格者也只有六七十分。相比之下，理科要求较文科总体更为严格。^[59]联大老师的严，为许多联大学子所记忆和称道。

正是在教师的熏陶引导下，基于对知识的追求，基于救国效力的抱负，联大学生在学习上亦秉持“严谨务实”之精神。由于图书有限，学生常常“抢”座位，争书读；“泡茶馆”自修，辩论；为争论一个问题，半夜点灯起床查资料；同学老师见面问候亦多是学习问题。

没有联大师生的严肃、认真、务实，就难有联大的累累硕果和辉煌历史。今天，这种治学精神尤有重要启发意义！

（4）学校氛围，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已经成为那一代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民主自由，贯穿于联大的每一方面，从管理到教学到科研，从教师到学生，从校长到普通职工，已经成为联大的精神基调。

承袭蔡元培先生的“囊括大典，网络众家”及兼容并包思想，梅贻琦对各路思想亦留民主自由之空间。其《大学一解》有言：“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言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

前文所述的教授治校，本质乃民主治校，及维护学校的学术自由、思想民主；学生学习，自选多数课程，可转系，可自由旁听，可向老师问难；另外，学校多种学术派别形成百家争鸣之势，有新文学与古典文学，有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有战国派和国粹派（“学衡”派），亦有激进的左派；唯物论与唯心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理论等等，在联大皆有生存之地。除此，学校亦鼓励青年学生自由发表思想见解，或关乎生活，或关乎学术，或关乎时局，无所不包。因此，联大多种报刊、壁报、社团以及极富特色的“民主墙”，都是学生们思想激荡的阵地。如纯文艺的壁报《文艺》《新诗》，学术讨论的《法学》《社会》，讨论时局的《现实》《人民》《大路》……群社、冬青文艺社是当时最著名的社团组织，为有效地宣传抗日，西南联大剧团先后排演了《祖国》《夜光杯》《放下你的鞭子》《黑字二十八》《原野》《前夜》《雷雨》《阿Q正传》《雾重庆》《秋收》《家》《风雪夜归人》等，轰动了云南。学生们还走向街头，走向农村，举行民众大会，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方言话剧，慰问抗日战士家属，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并赠送盐巴、毛巾等，很受群众的欢迎。壁报是西南联大“民主墙”上最有特色的风景，先后主办过的壁报如《群声》《神曲》《熔炉》《文艺》《生活》《法学》《社会》《冬青》《现实》等，既富有思想性，形式也生动活泼。1942年，联大学生发起街头游行，震动了大后方，使西南联大和昆明成为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为以后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创造了有利条件^[60]。

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前任总统华莱士来昆明访问，并到联大参观。为了让美国客人了解中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报协”组织编排了中、英文两版巨型《联合壁报》，中文版用《社论》中的一句话作为标题：“我们誓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面目的法西斯战斗到底！”壁报不仅受到美国客人的注意，并通过美国一家杂志使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受到世界人民关注。

（5）弦歌不绝，硕果累累

抗战八年，西南联大教学条件甚是艰苦，教室、图书、设备不足；宿舍四面透风，屋顶漏雨；吃的是“八宝饭”——内有秕谷、沙粒、老鼠屎等等；冬季众多学生褴衣蔽体。迁滇初期，教师薪俸尚能糊口。后昆明物价暴涨，即使教授亦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诸多教授只好谋求兼职甚至变卖藏书、典当家具以养家糊口。此外，广大师生还要时刻面临日军的猛烈轰炸！

国难当头，联大师生同仇敌忾，紧守着自己的一方阵地，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蓄积力量。因此，八年间，联大于战乱中求生存、求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累累硕果。

在文学院，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事》《新知言》——形成了“新理学”哲学体系，闻一多的《楚辞校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等等，曾分别获得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奖励。此外，钱穆的《国史大纲》、吴宓的《世界文学史纲》、吴达元的《法国文学史》、潘光旦的《优生与抗战》《优生概论》《自由之路》等，都是经过多年教学实践不断增订补充的力作。在罗常培、陶常连、闻一多等的领导和支持下，南开文学院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并且出版了《边族人文》，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西等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进行调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并形成了许多优秀的学术论文。在理学院，华罗庚关于堆垒素数论的研究，周培源关于湍流理论的研究，吴大猷的专著《多原子分子振动光谱及结构》等均获一等奖，钟开莱对于概串论与数论之贡献，王竹溪关于热学问题之研究，张青莲关于重水之研究，孙云铸《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漩运动》均获二等奖；其中有些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工学院以土木工程学系的科学研究工作最为突出，曾与当地政府机关合作，在水利工程、公路研究、材料试验等方面作了不少实际工作，先后发表论文74篇，其中有试验根据和独立见解的计22篇，如杨式德的《空间钢架应力分析》《红烧土试验方法》等^[61]。上述实乃冰山一角。除了教学科研成就，西南联大亦留给后世更多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思考。

西南联大，发轫于国难危亡之际，历尽颠沛流离之苦。内是物资贫乏，经费奇缺，外有敌机轰炸。三所名校，和而不同，民主自由。弦歌不绝，硕果累累，实乃高校之典范，教育史上之永恒一页。西南联大校歌正是其最恰当的写照，亦会永远传唱：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