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私立大学同国立大学、省立大学一样，是日寇蓄意摧毁的目标。为免遭敌人魔掌，抵制敌伪奴化教育，保存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私立大学相继内迁。在迁徙过程中，私立大学面临了更多的困难和艰苦。一些私立大学为了继续办学改为国立，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学，支持抗战，服务地方，培养人才，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抗战建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此，谨以复旦大学为例，分析私立大学的内迁及其特点，从中考察私立大学在抗战期间的变迁。

1.复旦大夏联校迁移，未能“一联到底”

复旦大学由马相伯创建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私立复旦大学，李登辉先生于1917—1936年执掌复旦。至1937年，复旦大学由文、理、商三科发展为具有文、理、法、商四学院，十六系科的大学。

继“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平津宁沪相继沦陷。教育部遂指令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四校组织联合大学内迁，大同、光华因经费无着而退出。复旦、大夏组成联合大学，并遵部令分为二部，第一部以复旦为主体，迁江西庐山，且分两路迁移：一路由欧元怀先生率领大部教职员带着重要档卷图籍、贵重图书、轻便仪器，由上海西站出发，经沪杭铁路转浙赣铁路、南浔铁路直上庐山，另一路则由水路而去，后在沪的校本部教职员生，也分批各自结伴来庐山，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师生借用庐山达官巨富的避暑别墅为临时校舍，勤奋学习，埋头工作。第二部分迁贵州。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撤武汉，江西受胁。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在轱岭复课才三个多月，教育部又命令再往西迁。经联校当局商讨，决定于1938年初，溯长江而上迁往重庆。师生从庐山出发，经过九江西行，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将文件图书运往重庆北碚。在北碚不久，由于两校师生众多，校舍不敷，经费十分困难，人事亦不易协调，最后决定两校分开。复旦与大夏之“临时联合”正式宣告解体。最初复旦大学分成两部：校本部为了避免日机轰炸，设在北碚黄桷树镇；分部为了方便兼课，设在重庆市郊菜园坝。1938年底，鉴于敌机在重庆空袭频繁，分部也迁至北碚校本部，合并为一^[46]。战时，私立大学比国立大学面临更多的现实困难，主要是经费问题。因此，很多私立甚至省立大学相继改为国立。复旦大学亦于1942年改国立。

2.学府生生不息，教学管理科学有效

西迁北碚以后，除学校办公室因陋就简新盖了八间土坯平房外，其余均是民房。基本教育设施都不敷应用，教室破烂，桌凳有限，总有部分学生得站在门外听讲。图书室是仅能容纳二十来人的两间当街小房子，嘈杂不堪，书籍和报刊杂志很少。由于当时当地还没有电灯，晚上只有宿舍可领到两人一盏的煤油灯，教室、图书馆等地均是漆黑一片，学生们只好挤在宿舍内自修。除了生活教学物质维艰，还有敌机无休止的轰炸。1939年下半年，日机频袭重庆，复旦著名教授孙寒冰遇难。恶劣的环境对师生教学提出了极大挑战，但同时也养成了同学们早起早到的良好习惯及刻苦勤奋的学风，大家都倍加珍惜学习机会，在复旦，每天总能见到学生赶早抢座位、抢书刊的“壮观景象”。正是复旦师生的同心协力，使学府弦歌不致中断，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仍坚持严格要求，保证了较高的教学质量。比如，中文和英文基础较差者，入学后先要读补习课程，不给学分，补习课程及格后，方得读一年正式的中文和英文课程，及格后还要参加全校统考，统考及格后学校方予承认，才给予学分。教师上课实行点名，点名不到，超过三次者，不得参加期末考试。另外，复旦考试严格，人所共知，当时《嘉陵江日报》上有一篇特写《复旦考试种种》，赞扬“复旦的考试在国内各大学里，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复旦的考试真严格”。

复旦的系科发展上，1938秋，陆续增设了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园艺系、农场组、茶叶组、农艺系等。至此，文学院有中文学系、历史系、新闻系；理学院有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法学院有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商学院有会计系、银行系、统计系。两个专修科为垦植专修科和统计专修科。1940年秋，复旦建立农学院。商学院、经济系、新闻系师资最强，在国内最知名，如陈望道，乃修辞学和语言学大师；马寅初，乃中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学家；潘序伦则是当时中国会计学权威；时任经济系主任卫挺生，在财政学、货币学方面颇有造诣……章益继任校长掌校以后，复旦大学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增设了农学院，并陆续发展到20多个系科。复旦陆续聘请的大批知名专家学者，保证了教学质量，如陈望道、周谷城、顾颉刚、吕振羽、任美锷、陈子展、曹禺、马宗融、梁宗岱、张志让、童第周、严家显、洪源、卫挺生、吴觉农、全增嘏、萧乾等来校任教，马寅初、潘序伦、潘梓年、翦伯赞、老舍、姚雪垠、郭沫若、邵力子等也前来讲学、演讲。如此强大的师资阵容使学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各院院长、各系系主任也均由教授担任，于学校教学科研事宜更加有利。

复旦校长吴南轩，交际甚广，常不在学校。校内事务多由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及各院院长、系主任分工负责。教务长孙寒冰为国内外知名教授，学识、修养堪称一流，深受学生爱戴。训导长陈望道，乃进步人士，因此复旦的“训导”亦偏离国民政府控制思想、限制行动的本意。1943年初，吴南轩辞职，章益继任校长。

在教学管理上，复旦主要有以下三种制度：“学年制”和“学分制”相结合，“共同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A、B、C、D”加“+、-”制度。“学年制”即以读满规定的学习时数和学年、考试及格为毕业标准的教学管理制度。“学分制”即读满规定数量的学分方可毕业。“共同必修课”有全校共同必修课，如国民政府规定的《三民主义》《伦理学》，各系必修课，即各专业的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即学校开设的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而选择的课程，选修不限院系专业。“A、B、C、D”加“+、-”制度即用A、B、C、D附带+、-表示分数，A+为95至100分，A为95分，A-为90至95分，以此类推。学期平均分在A以上为优等生，可免交下学期学费。因此这项制度在战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有效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www.daowen.com)

在常规教学上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坚持“通才教育”，这点与西南联大类似。“通才教育”不仅遵循了教育规律，抓住了人才培养主旨，亦看到了抗战的长期性，着眼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

3.校园活动丰富，彰显学人生命活力

除了常规教学，复旦校园的活动亦十分丰富。这些活动不仅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为师生走出象牙塔、服务民众打下了良好基础。展现了师生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深深感染了当地群众。

战时，邀请校内外著名学者名流来校报告演说，广泛开展国内或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是当时大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其时，重庆作为陪都聚集了大量高等院校、社会名人和著名学者，校际间的交流十分频繁，如马寅初曾应邀讲“马尔萨斯人口论”；梁漱溟讲其乡村建设思想等等。1943年，李约瑟也来到了复旦大学，并作了《同盟国作战努力中之科学动态》的演讲，受到了同学的热烈欢迎。后在李约瑟的精心策划下，“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落成。该馆以资助中国科学机构、支援中国抗战为宗旨，工作要点是与中国学术界联系，相互供给研究资料；交换研究意见及文献；为中方提供科技物资：如赠送英文版图书、期刊，代办科学仪器、药品等；推荐中国学者研究论文至欧美著名杂志发表；资送或邀请中国学者赴英国研究考察；延聘英国专家来华讲学等^[47]。其中复旦大学就是受惠者之一，这为复旦大学在抗战时期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夏坝时期，复旦足球队是大后方大学球坛上的一支劲旅，曾多次远征沙坪坝，均载誉而归，篮球队在与其他院校举行的比赛中也常常获胜。每年还会在北碚广场开大规模的运动会，有时连开两三天，主力军由复旦师生领衔，另有附近的西江体育专科学校、药学专科学校、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及兼善中学等校的师生参加，气氛十分活跃。复旦剧社、复旦京剧研究社、青年剧社也十分活跃，他们表演的《屈原》《放下你的鞭子》《雾重庆》《原野》《国家至上》《北京人》《雷雨》《复生草》等剧，既支援了抗战，又丰富了学校附近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复旦进步师生举办了免费民众夜校，有教员10余人，对象是周边贫民。夜校发给课本及基本学习用具，甚至贴钱。报名者甚多，根据文化程度、年龄大小分了几个班次。每晚上三节课，从下午7点到10点，教员教学认真负责，学生也很珍惜学习机会。除常规课程学习，有时还教唱抗日进步歌曲，如《在松花江上》《大路歌》《陕北民歌》《大刀进行曲》等，提高他们对抗日的认识，唤醒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这所夜校对提高重庆北碚地区民众的文化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8]。

此外课余读书会的各种读书讨论活动，墙报、壁报等形式的抗日宣传也颇具影响。围绕抗日时代背景，举办座谈会、讨论会，内容从个人到国家，从学习到救国，从教育到政治、经济、军事。进步师生常以墙报、壁报为阵地宣传抗日，同时，国民党、三青团也在此“争鸣”。可见当时校园政治空气还比较自由，同时也可见复旦爱国师生对和平自由的追求以及民族危亡时刻的大无畏精神。

正是因为教师教学质量高，学生学习勤奋刻苦，所以复旦大学于艰难困苦中发展起来。自上海内迁重庆以后，学校无论在教学、科研、管理、学风、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办得卓有成效，获得社会一致好评。1942年1月，学校由私立改为国立复旦大学就与此不无关系。学校不仅先后建成了相辉堂、相伯图书馆、大礼堂、教室、男女生宿舍、农场，院系设置也日趋齐备，1938年复旦大学迁往重庆北碚之时，有4院16系，后增加到5院22系，师资力量也愈趋雄厚，学生入学人数逐年增加。1943年在校学生已达1900人，后又增至2000多人，自1938年春至1946年春毕业学生共计2981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事实上，高校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在战时体现得更加明显。高等学校一方面以社会和社区为依托，另一方面又为其服务，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这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高等教育为继生命、获得发展的动力和条件，也为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经验。当时北碚称三峡实验区，该区的嘉陵江两侧分布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国立复旦大学、国立编译馆等近二十家文教科研机构。这种优良的科技环境为卢作孚等进步人士的北碚乡村建设蓝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历史契机和背景，在振兴经济文化、改变落后局面上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的先导作用。当时复旦大学所在地——夏坝成为四川著名的“四大文化坝”之一亦与此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