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由国立东南大学改组，并合并河海工程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以及南京工业、南京农业、苏州工业、上海商业等专门学校而成。初名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3月改为国立江苏大学，设有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学、教育学、农学、商学、医学及教育行政学院，5月旋改今名，哲学院改为哲学系并入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改称理学院，社会科学院改称法学院，次年春教育行政学院迁镇江。1932年秋，商学院、医学院各自独立。1935年5月复在南京增设医学院，是年6月，奉命于中大医学院附设国立牙医专科学校。^[40]至此，中央大学成为拥有文、理、法、教育、农、工、医7个学院40个系科的综合大学，居全国之首。

罗家伦于1932年到1941年执掌中大，其就任中大校长后指出大学应该“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如果一个大学不能负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推进。”并提出必须树立“诚、朴、雄、伟”的四字学风：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能把做学问作为升官发财之道和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朴，即质朴、朴实，做学问不是为做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耗费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苦功夫。雄，即“大雄无畏”，要纠正中国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要把民族存亡的念头放在胸中，完成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伟，即伟大崇高，能摆脱狭隘，放开眼界，有大胸怀，做大事业。在实际操作上，罗家伦注重延聘名师，充实师资；调整扩充学科设置；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等。罗家伦的苦心经营是中大在抗战期间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1.悲壮迁移

自“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如熊熊烈火呈蔓延之势。高等院校陆续迁移，需求避难栖身之地。国立中央大学则唱响了内迁前奏。

1937年7月17日，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于庐山谈话后立返南京准备迁校事宜。“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危在旦夕。且该月15日、19日中央大学连遭空袭，损失大量财物，伤亡数人，迁移工作更加紧迫。经多方勘察，后议定重庆为最佳校址，遂决定迁川。8月下旬，罗家伦于教授会上提出迁渝方案，理由有三：“第一，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路能直达者为宜；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险要，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该方案获教授会一致赞同。于是日夜督工赶制大小木箱，备迁校之用。

实则早在1935年冀东事变时，校总务处已制好550只大木箱，以备急用。此时，师生将重要图书、仪器装箱，运至下关江边码头，并幸获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鼎力相助，均安全运抵重庆。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下达“准迁重庆”的批复。10月，中大七个学院约1500余人，教职工约1000人，连同家属共约4000余人，由汉口分批乘轮赴渝。文、理、工、法、农及教育学院设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医学院和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迁成都华西坝，借华西大学校舍开课。中大迁至重庆松林坡，学校陆续修建了教室、宿舍、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室等。随着战事日紧，涌入大后方的人愈来愈多，中央大学亦学员日增，后在江北县柏溪村建分校，凡一年级生均在此就读。在渝期间，学生由一千余人增至四千余人。1941年罗家伦在谈及筹建南京中华门外新校址未成而西迁时，曾不无幽默和聊以自慰地说过：“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建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未用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免除了许多困难的手续，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学生没有耽误学业。”^[41]

此次大迁移，最“荡气回肠”的莫过中大农学院的良种牲畜搬迁了。迁校初，罗家伦即指示农场职工，牲畜不便迁移者可自行处理，并给职工发放了安置费。12月初，日军逼近南京，工人们在技师王酋亭带领下，决定将这些珍禽良种运往重庆。他们先用安置费雇民船越过长江，再徒步从江浦，过安徽，经河南边境，入湖北，到宜昌后再水运至重庆。若雇不到运输工具或道路不便，则将鸡、鸭、兔等小型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徒步前进。“队伍”于河南休整过冬，次年春暖花开时再踏征程。1938年11月下旬方到沙坪坝，历时整整一年！罗家伦在一篇回忆文中说：“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42]南开大学张伯苓曾感慨：“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军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

2.行政管理

中大在行政管理上，“一室”、“三处”负责日常行政工作，校务会议、行政会议襄助工作。“一室”即校长办公室，为行政总机构，统领全校行政事宜。校长办公室下设人事室，专管教职员聘任派遣，设主任秘书一名。“三处”包括教务处、训导处和总务处。柏溪分校设立校长驻分校办公地点，实则由办公室主任秉承校长指示综理分校事务。分校亦设有教务室、总务室，教务长和总务长负责分校相关事宜。主任秘书及三处负责人皆由校长聘任。教务处负责教与学工作，设教务长一名，其下设注册组，负责学生成绩考核和统计；出版组负责供应讲义，检查并发行校刊及由中央大学主编的刊物等；校本部和柏溪分校各设一所图书馆。训导处设训导长一名，柏溪分校和成都医学院均设有训导室，各设主任一名。训导长及训导室主任负责学生训导工作，下设生活指导组、体育卫生组、军事训练组、卫生室。校长每学期召集一次训导会议，制定本学期的训导计划及实施等。训导处每月召开一次处务会议，审议和讨论学生的操行等级以及学生生活安排等。1938年6月，中央大学试行导师制，但其后由训导长完全代替了导师的职责。训导处对学生的管理涉及思想、行为、身心、学业等方方面面。总务处设总务长一名，负责学校事务性工作，下设工务、事务、保管、文书、警卫及出纳室。出纳室独立于学校，其职员均由国民政府聘派。校务会议是决策机构，由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院院长、系科主任、会计主任及教授代表组成，校长任主席，主要审议学校的预算决算、院系增设或裁撤、规章制度的规定、重要设备的购置等等，每学期开会一次。行政会议讨论或布置学校日常事务，由校长或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负责召集，每周开会一次。

3.院系发展

八年间，中央大学陆续进行了院系科的改组、扩充，不断发展和完善。1937年夏，工学院增设水利工程系，迁往重庆沙坪坝后，该系获得水利部门的资金支持，于磐溪修造了较大规模的“水力实验室”和“土壤实验室”。1937年，在原有机械特别班的基础上成立了航空工程系。该系于1938年秋正式招生，在磐溪修建了可存放数架飞机、多具发动机的大型棚场，并设有结构、风洞、发动机和仪表四个实验室，还配备修配工厂和小型图书室。(www.daowen.com)

1938年夏，中大奉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并新增国文、英文、公民训育、史地、数学、理化、博物等系及童子军专修科，系科设置愈加齐全。至1945年，师范学院共四届毕业生，输送中等教育人才500余人，高级研究人才10余人，为国家普通教育师资力量及科研力量的壮大作出了贡献。在中大，除师范学院院长须由校长呈报教育部审定后聘任之，其他各学院院长和系科主任，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据此也足见师范学院在整个高等学校院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国民政府对师资培养重要意义一定程度上的认识。

罗家伦认为“没有研究工作的大学，在教学上不但不能进步，而且一定会后退”。1938年，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1939年秋正式招生。初创时研究院有5所7个学部，战时先后经过罗家伦和顾孟馀两位校长的苦心改革，至复员时拥有7所23学部。文科研究所下设哲学部、历史学部、外国文学部、中文学部；理科研究所设数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地理学部、生物学部；法科研究所设政治经济学部、法律学部；师范研究所设教育心理学部、教育学部；农科研究所设农艺学部、森林学部、畜牧兽医学部、农经学部；工科研究所设土木工程学部、机械工程学部、电机工程学部；医科研究所设生理学部、公共卫生学部、生化学部。

1939年秋，医学院增设六年制牙科。1939年秋，农艺系设立农业经济组，1942年经教育部批准改为农业经济系。1941年秋，恢复1936年停办的社会学系。该系课程齐全，尤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除课堂教学外，学生踊跃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还延请社会名流，开设系列学术讲座，并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开辟了社会学研究专栏，由该系师生编辑。1943年初，中央大学气象组奉教育部令独立建制为全国首个气象系。另外，随着政治中心内迁，战火西渐，西北和西南边疆之重要性日益凸显。“开发西北”、“建设西南”日益提上国民政府议事日程。1944年秋，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奉令创设边政系，隶属法学院，并于当年招生。学生均享受公费待遇，毕业即由国民政府安排适当岗位。课程设置涉及边疆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历史、地理、语言等诸多方面。

1941年8月，罗家伦辞职。顾孟馀继任校长，后因与陈立夫等政见不和，于1943年春辞职赴美。后蒋介石任校长，但于1943年8月辞职，改为永久名誉校长。接着，教育部任命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为中大校长。顾校长认为师范学院诸多系科与文、理学院重复，如国文与中文，理化与物理化学等，浪费资源，加重负担，遂决定除保留教育、艺术、体育及音乐专修科，其他各系科并入文、理两院相应各系。法学院增设边疆政治系，文学院增设俄文专修科，不久即改为俄文系。至抗战末，中大院系设置概况为：文学院，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理系、地质系、心理系；法学院，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社会系；农学院，农艺系、园艺系、农业化学系、农业经济系、森林系、畜牧兽医系；师范学院，教育系、艺术系、体育系；工学院，土木系、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航空系、水利系、建筑系；医学院。以上系科的演变一是源于学科本身的不断发展，二是着眼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此外，也是罗校长“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思想的反映。所谓有机体的文化，罗先生认为“从纵的方面讲，自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研究院，缺少一段无从实施；从横的方面讲，无论文、法、教、理、工、农、医、商，都是一整套的配合，缺少一个都配不齐一整个国家的机构”。

中央大学乃当时最高学府之一，且与国民政府关系紧密。学校汇集了众多知名学者，师资力量上众多高校难以比肩。罗家伦、顾孟馀、顾毓琇任职期间，皆注重延聘优良师资。在此以中央大学的“部聘教授”为例，可窥一斑。1940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规定各校已聘与欲聘教师均须“呈部审核”，由“学术审议委员会”审查、核定等级，并发给所谓审查合格证明书，各校必须依照教育部审查合格之等级聘任。1941年，实行“部聘教授制”，即由教育部直接聘任，每月薪俸600元，为高校各类教职工中最高，与校长同等，另发研究补助费400元。^[43]1941年底，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部聘教授30名，中央大学有梁希、孙本文、艾伟、胡焕庸、蔡翘等5位；1943年，第二批部聘教授15名，中央大学有楼光来、胡小石、柳诒徵、高济宇、常导直、徐悲鸿、戴修瓒等7位。1938年，中大有教授副教授133人，讲师34人，助教123人。1945年，教员总数600多，教授副教授约290人，讲师76人，助教224人。师资雄厚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以质取胜。质不仅包括渊博的学识，亦包括良好的修养，唯有如此，也才能在国难当头之际克服重重困难诲人不倦。

4.逆境欢歌

与战时其他大学一样，中央大学困境重重。但物质贫乏却孕育出丰富的科研成果和蓬勃的精神气象。

当时曾流传着对各地大学生概括的评说：“洋里洋气的华西坝，土里土气的古城坝，土洋结合的夏坝，艰苦朴素的沙坪坝。”它虽不太确切，但也道出了中大所在的沙坪坝的确是比较艰苦朴素而又充满活力的，它充分概括出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的生活学习面貌和沙磁文化区欣欣向荣的特点。中大校歌歌词后半段有这样几句话“……干戈永戢，弦诵斯崇，百年树人，郁郁葱葱，广博易良兮，吴之风，以此为教兮，四方来同”（江东词、程懋筠曲）。吴有训校长曾对毕业班的同学说：“诸君学成于忧患纷乘、国事未宁之际，其所负荷之责任至为艰巨，尚望能捐弃小我之利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努力完成大我，造福国家民族，而勿斤斤于一己之得失。临别琐语，诸盼珍重。”从校歌到校长赠言，均足以体现中大艰苦朴素和勤奋上进的校风学风。^[44]

西迁期间，中大师生坚持科学研究、发明创造，涌现出了大量颇具水平的成果。教授们著述颇丰，例如，胡焕庸的《中国经济地理》，邹钟林的《普通昆虫学》，黄夏千的《航空气象学》，孙本文的《中国社会问题》，常任侠的《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吴传颐的《比较破产法》，徐仲年的《初级法文文法》，唐君毅的《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林振镛的《刑法学》，朱经农的《近代教育思潮七讲》，朱伯康的《经济学纲要》，许哲士的《工商管理学》，许恪士的《中国教育思想史》，肖嵘的《教育心理学》，赵廷炳的《阳离子分析法》，孙光远的《微积分学》……李旭旦、郝景盛、任美锷受中华自然科学社邀请“西北考察”，梁希的“川西大渡河流域木材松脂采集”，李学清“陕南矿产考察”，耿以礼“青海牧草考察”，张可治“川西公路考察”，张钰哲、高淑加于1941年9月21日赴甘肃临洮观察日全食，获得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而享誉国际天文学界。另外，航空系开展了“滑翔机的构造和研究”，王恒守、陈廷芮发明“直接镀镍于钢之方法”，方振声发明“汽油精”，梁守渠的“耐油精涂料”，赵廷炳的“阳离子分析法的研究”，赵广增、汤定元的“放电管中电子温度的研究”等等。^[45]

另外，中央大学内各种活动无时不彰显出中大师生乃至国人的不屈不挠。如1938年春，在中共沙磁区委的帮助下，中央大学重建了地下党支部。校内还有“中苏问题研究会”、“女同学会”、“中大文学会”等进步社团。此外，中大还有七八十个社团，其宗旨涉及文艺习作、学术研究、感情交流、砥砺学行、宗教研究等，也有宣扬三民主义、研究战后建设的等等。文艺社团如“风云”、“大地”、“万岁”剧社，他们不仅在校内活动、演出，还到乡间传播文化。艺术创作方面，知名画家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吕斯百、黄君璧、吴作人等，组织成立了嘉陵美术会、曙光美术会等。音乐社团有伶伦歌咏团、嘉陵歌咏团、联合歌咏团等等，其中最知名数白雪国乐社。学校常举行美术展览、体育竞赛、戏剧表演、音乐会等活动。抗战胜利之际，中央大学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示下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这是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是其宗旨，为反内战、争取民主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