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战时高校在迁移中的拆分合并及新建较多且相当复杂，抗战时期我国内迁高校约72校（详见表4-7）。因日寇残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首起被迫迁入关内，1931年11月于北平复课，同时接收东北交通大学为东北教学交通学院。翌年，冯庸大学停办，学生亦归并东北大学。1933年5月日本践我长城以南滦河地区，东北大学迁往太原。“塘沽协定”签订后，复迁北平。1936年2月，该校工学院和补习班因政局变动而迁设西安，成立西安分校。1937年初，受“西安事变”影响，国民政府改组东北大学并迁往开封，5月改为国立，6月复令其迁往西安，以其分校为新校址。“七七”事变后，日寇飞机叠袭西安，该校被迫再度流亡，于1938年3月迁往四川三台，至5月方始复课。其工学院因战时需要并入国立西北工学院。自是之后，东北大学在僻远的川北之地一待即8年，直到1946年春才迁返自己的诞生之地。为延续和保存中华民族教育文化之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自东北大学拉开抗战期间高校内迁之序幕，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除少数在后方和在租界的学校坚持在原地办学以外，多数高校都加入了内迁之列！表4-7所示乃抗战时期内迁高校（其校名、校址及性质均以初入大后方时为准）。

表4-7　抗战时期的内迁高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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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4-7的内容，则可以对抗战期间大后方省份先后容纳的内迁高等院校数量作一统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战时内迁高校的流动性很大，分离组合很多，很多高校曾辗转于几个省份，各省份先后容纳的内迁高校数量之和则会大于实际内迁高校数量，见表4-8。

表4-8　抗战时期大后方省份先后容纳的高校数量

由表4-8可见，四川省是高校内迁最集中的地区，曾容纳的高校数占内迁高校总量的68%；其次为云南18%、陕西13.9%，再次为贵州12.5%、广西12.5%、甘肃1.4%。以上集中地区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地理位置，以上省份多数地处大西南，相对偏僻，远离战火。第二，政府动向，如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主要就国立重点大学的迁置做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并选定了长沙、西安（第三区域待定）等三区组建临时大学，这也是长沙、西安在初期成为内迁高校集中地的主要原因。随后，政府的迁移带动政治、经济、文化迁移，特别是国民政府定都重庆后，大量工厂、技术人员、科研机构、著名文化人士纷纷聚集重庆地区，因而重庆以及周边省区成为高校内迁的中心地带。第三，学校发展，高校选择迁移地点时除了避难，还得考虑到学校的发展，易于与海外取得联系，便于购买教学设备和书籍的地点便成了迁移的首选之地，如西南联大所选之昆明便是高校云集，盛况空前。

但是，战初，国民政府摇摆不定，“忍让和戎”心理作祟，因此准备不力，缺乏通盘计划。战事既起，部分国立高校有政府和教育部的指示、安排，通常聚集往政府迁移的中心地区，最后迁往大后方；许多省立和私立高校则是“自食其力”，颠沛流离。由于经济等原因，部分高校无力搬迁、延迟搬迁或中途停办，其中一些干脆改为国立，与其他国立高校一样迁至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周边地区，如省立山西大学、江苏省医政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私立南开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湘雅医学院。由于教会支持，私立高校中的教会高校通常首迁租界，然后设法迁至大后方教会高校集中的地区。少数高校于战前已有准备，全面战争一爆发，则能顺利迁往目的地，如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交通大学等。绝大多数高校则是仓促准备，且对长期抗战认识不足，往往几经搬迁，在日寇轰炸下历尽磨难，物质损失、人员伤亡惨重。如浙江大学，两年间被迫5次迁移，行经浙、赣、湘、桂、黔5省，行程5000余里，先迁至天目山，再迁至建德，后迁江西吉安，旋迁泰和，又迁贵州青岩、遵义，并在湄潭设分校，在浙西龙泉亦设分校。虽四处辗转，日军轰炸仍如影随形。校长竺可桢在1939年2月6日的一次报告中，针对日军对于中国教育机构的破坏，表示了强烈的愤怒：“谓以日本人之迭次摧残文化，浙大早应在被炸之列，如北方南开、昆明联大、南京中大、梧州西大、长沙之湖大、八步之同济皆一再被炸，而本校之独后已属偶然。”再如，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自1937年11月始，颠沛流离于浙、赣、湘、黔、滇、川6省，辗转撤迁10次，行程6000公里，历时整整9年，共耗去法币35亿多元，损失图书教具大半。师生员工各尝艰险困苦之滋味，死于事故病疾者多人。学生的伙食很差，再加上多年流浪的苦难折磨，种种苦闷和压迫，使有些同学精神陷于崩溃，有些更被流行的肺疥和伤寒疾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几个还是颇有艺术天赋的高才生，难怪“三三级”同学在临毕业时会发出愤懑的感叹：“五年，正像一面淘汰的网，本级原来五十多个同学，如今只剩下我们二十个了，他们？他们在半途中走了！病了！疯了！更有的丢下一切倒下了。”再如中山大学，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开始加紧对华南的军事进攻，广州告急，中大奉命西迁，由于事先没做准备，突然仓促搬迁，损失巨大。据不完全统计，仅理、工、农、研各院，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丢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即达644箱，图书馆图书杂志二十多万册，其他设备、家具等损失无数。1938年8月中旬，中山初迁广东罗定；11月中旬，改迁广西龙州；正往龙州途中，又奉命再迁云南，定址澄江。1938年冬，罗定师生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向云南进发。大部分是先到广西龙州，然后出镇南关（今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转河内，由河内乘当时的滇越铁路至昆明。有一小部分学生，在进入广西到柳州后，即步行至贵阳转昆明；有的是由百色步行入云南经开远到昆明，由坪石动身的学生，则经衡阳步行到贵阳再转昆明。由香港动身的师生，则乘海轮到越南海防登陆，经河内到昆明。师生们千里跋涉，忍饥挨渴，备受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