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大后方的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改变了大后方原本落后的经济面貌。而通观其整个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大后方借时代之托、地势之优，在政府的干预和指导下，联合社会多方力量，培养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人才，促进了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当代我国如何发展职业教育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之意。

1.弘扬抗战的时代精神是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内驱力

战时大后方的职业教育之所以取得丰硕的成果，除了国民政府应抗战之需而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践行以外，更离不开国人在大敌当前、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所弘扬的时代精神。

就抗战救国的特殊历史时期来看，对时代精神的弘扬在职业教育的办学上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一为树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开发策略。就一般情形而言，地方教育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大后方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大力发展教育的客观条件不足，但抗战期间大后方各省市在倾尽全力支援前方的同时，教育的发展不仅蒸蒸日上，而且还能供给大批内迁学校及师生的教学与生活需要，可见在战时如此艰难的处境下，倘若没有顽强的办学精神，恐难取得这样的成绩。而当今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物质条件与战时不可同日而语，理应将职业教育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度。二为抓住外部的历史机遇。战时大后方，尤其是川滇黔三省的职业教育之所以空前繁荣，得益于战时全国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以及文教西迁带来的历史机遇，沦陷区的教育资源和工厂的大量涌入，为大后方职业教育的长足进步提供了宝贵的条件并有着深远影响。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职业教育的发展都始终要抓住有利时机，以人为本。在当今我国重视发展职业教育相关政策的指导和促进下，全国各地理应主动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合作，吸收引进外来的信息资源和优秀人才。三是主动发挥内部的有利因素。职业教育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以及地方经济、文化事业紧密相连，通过在战时编印与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教材，划分职业教育区，加大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扩大职业教育的范围，从而使更多受教者明了职业教育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重要意义。即使在今天，仍需注重发挥职业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由此才能使职业教育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得益彰。

倘若当今国人能汲取战时发展职业教育的理念和精髓，弘扬抗战的时代精神，那么势必会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代发挥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

2.加强政府的指导和管理是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基石

大后方职业教育在时局动荡的年代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国民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有效指导。抗战军兴，国民政府意识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发展职业教育对于国防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于是在战时教育总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制度和法令措施保证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战前1932年制颁的《职业学校法》沿用至整个抗战时期，对职业教育的基本元素，包括学校行政组织和管理、师资建设、课程设置、教学设施、招生入学和学籍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约束。另外，教育部分别于1933年、1935年和1938年颁布的《职业补习学校规程》《短期职业训练班暂行办法》和《创设县市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实施办法》，不仅规范了职业补习学校、短期训练班和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的办学流程，而且也体现了对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保障了职业教育补充力量的充分发挥。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更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对创办职业学校的资金筹备、师资培养、教材编辑、实习设备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和资助。譬如1940年5月《奖励职业学校职业教员进修办法》、1941年6月《奖励农工商团体办理职业学校职业训练班及职业补习学校办法》和1942年5月《奖励编译职业技术教材暂行办法》等各项奖励措施的颁行和实施，扩大了职业学校的规模，调整改善了职业教育的结构，使大后方的职业教育在基础薄弱和战时困境中得到快速发展。依照国民政府制定的宏观策略和颁行的具体措施，大后方诸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展职业教育的原则，并积极践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从战时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艰难的历史环境下，如果没有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正确教育方针的指引和财政支持，倘若没有政府在推广职业教育上的有力措施和审时度势地及时调整职业科目设置，那么战时的职业教育事业要想在基础薄弱的大后方地区取得快速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政府的有效指导和管理成为其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战时大后方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证明，在我国特殊历史时期以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发展职业教育需要政府的担当，政府的合理指导和参与构成了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石。

3.培养应时代和社会之需的人才是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关键

教育的发展规律决定了教育必须体现时代的特征，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职业教育的发展尤应如此，“办理职业教育，必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80]这是由职业教育的实用性特征而决定的，职业教育必须培养满足社会需要的专门技术人才。

战时大后方职业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是根据社会尤其是抗战时局需要而不断加以及时调整而取得的。战时大后方职业教育以“为抗战服务”为中心，培养各式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在设科设校方面，以满足战时需要为前提条件，加大军事国防及相关行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并根据战事的发展状况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专业设置，例如，由于敌机轰炸对房屋建筑的破坏严重，加之沦陷区大量机构、工厂和人口内迁，对土木建筑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于是运用增设土木工程科的办法培养了大批土木工程人才。另外，抗战同期，大后方的经济建设步伐比战前更快，通过因势利导，充分开发利用后方诸省的自身优势和资源，重点加大后方工农职业教育的方式，不仅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为前线抗战提供了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和军事物质储备地，对于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后勤基础，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由于大后方职业教育在战时是以适应社会和时代需求为培养宗旨和目标，因此当时大后方各级各类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状况较普通教育乐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战时大后方职业教育应时代和社会之需培养人才，将职业教育社会化的模式，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关键，为当今我国的职业教育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在当今的和平年代，没有战时的艰难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挑战。无论是在城市抑或农村，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和使命，同时对职业教育的社会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城市经济建设中，职业教育要适应提高企业管理技术水平和发展第三产业的需要。在农村改革中，职业教育要适应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如此按照时代和社会化需求来进行职业科目的设置与技术培训，才能让职业教育的发展之路走得更远。

4.动员社会力量通力合作是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保障

战时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固然需要政府的指导和实施管理，但由于战争本身存在破坏力强、危害大等因素，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阻碍，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若是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难以应对解决的，还需要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的支援与合作，才能保障大后方的职业教育在抗战这种特殊环境下的顺利进行和快速发展。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一时间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中心，肩负起抗战建国的重任，这无疑为大后方诸省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同时后方相对贫困落后的现状也令其地方政府和民众感到强大的压力。面对此种压力与困难，西南西北各省市的政府、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普遍意识到，只有通过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发展职业教育，才能提高大后方的生产力，为抗战前线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抗战的胜利。在政府的指挥引领下，后方各界社会力量团结合作，共同发展职业教育。

一方面，后方诸省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大力举办职业教育。针对抗战时期专业技术人员奇缺的现状，教育部制颁了《公私营工厂矿场农场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并利用其设备供给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办法纲要》，借此鼓励推动企事业单位办理职业补习教育，而各企事业单位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教育部颁布的此项技工训练方案积极地配合与执行。如民生实业有限公司十分重视公司职工的教育训练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创办者卢作孚秉持着“企业即学校，且是最实际的学校”的经营理念，在公司里大办实业教育培训，成绩斐然，成为将事业与教育紧密结合的典范。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抗战期间的大后方也掀起了一股兴办职业学校的热潮，致力于职业教育的发展，1938年和1939年在广西分别成立广西职工培训所和广西平乐实用职业学校，开办店员训练班和会计训练班，1938年9月在重庆成立中华职业学校，1944年2月创办四川灌县农业职业学校。

另一方面，战火纷飞、国难当头的年代，在政府的感召和企事业单位的支持下，社会各界人士也受到鼓舞和激励，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大为强化，也逐渐意识到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技术人才，使之抵御强敌、保家卫国的重要性。驻于欧美国家的各行各业专家纷纷回国赶往内地，成为大后方各种生产的生力军。另有各类人士纷纷奔走呼号，为职业学校的兴办奠定了思想基础。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奠基人黄炎培，在大力宣传职业教育思想理论的同时，四方奔走，为发展大后方职业教育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他创办的重庆私立中华职业学校，“先后开办有机械、土木、商科，中等机械技术科及会计训练班，并办有机械、会计两专修科，学生从60人发展到708人”。^[81]黄炎培及中华职教社的活动，对四川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更有许多资金实力雄厚的私人纷纷解囊出资兴办职业教育。截至1947年“四川独立的私立职业学校有24所，重庆17所，云南3所，广西1所，西康1所”。^[82]

至此，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大力兴办职业学校，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个人资助举办职业补习与培训的新局面。以史为鉴，当今发展我国职业教育需要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采取统筹规划的方式，认真贯彻方针政策，运用各项措施充分调动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力争形成全社会兴办，多形式、多层次的繁荣局面，着实推进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

【注释】

[1]《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四辑），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123页。

[2]陈立夫：《战时教育方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58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14页。

[3]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4]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四辑），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6-7页。

[5]《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增设职业科》，《申报》1941年7月28日。

[6]资料来源：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380 页。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页。

[8]《边省农工职教　教部积极推进中》，《中央日报》1939年8月19日。

[9]《陕、甘、宁、青、川、康、滇、黔、桂各省推进农工职业教育计划　分九省为三区　限三年内完成》（上、下），《申报》1939年2月12、13日。

[10]冯学礼：《抗战时期的福建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1995年第12期，第37页。

[11]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　职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6-30页。

[12]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8页。

[13]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页。

[14]资料来源：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8页；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页。

[15]《建设西南之初步》，《中央日报》1938年9月23日。

[16]徐文涛主编：《四川教育史》（上册），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38页。

[17]《三十一年度全国教育工作总检讨》，《中央日报》1943年6月25日。

[18]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教育志》（上），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19]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第60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20]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4页。

[21]谢本书，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92页。

[22]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页。

[23]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教育志编辑委员会编：《甘肃省志·教育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24]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页。此表的统计数据不包含国立高校附办的职业教育机构。

[25]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　职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6页。

[26]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

[27]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编：《重庆教育志》，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28]魏永理著：《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2页。

[29]国民政府教育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　职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9页。

[30]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印：《桂政纪实》（下），1941年版，第309页。

[31]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　职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9和30页表格数据计算而得。

[32]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93页。(www.daowen.com)

[33]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

[34]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01页。

[35]艾新全：《抗战时期的重庆教育》，选自黄友凡、彭承福著：《抗日战争中的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36]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五十七辑——抗战时期之中等教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30页。

[37]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61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226页。

[38]国民政府教育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　职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4页。

[39]资料来源：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　职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5-16页；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231页。

[40]资料来源：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表》，章绍嗣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56—303页。

[41]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

[42]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页。

[43]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页。

[44]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　职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2页。

[45]《修正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农艺科教学科目及每周教学时数表》，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五辑），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202-203页。

[46]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

[47]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教育志》（上），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

[48]资料来源：李定开著：《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49]成都市档案馆档案：第62宗，第123卷，第2页。

[50]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98页。

[51]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58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162页。

[52]蒙荫昭，梁全进主编：《广西教育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

[53]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育法令》，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259页。

[54]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　职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3页。

[55]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90页。

[56]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　职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8页。

[57]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91页。

[58]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345页。

[59]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88页。

[60]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教育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8页。

[6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教育志》（上），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62]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　职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1页。

[63]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教育志》（上），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33页。

[6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编：《重庆教育志》，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页。

[65]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

[66]欧元怀：《三年来贵州教育改进之趋势》，《东方杂志》第39卷第8号，1943年。

[67]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教育志》（上），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68]郭有守：《四川省中等教育现状与今后设施》，《中等教育季刊》（成都版）1942年第1期。

[69]《关于目前工业职业教育问题》，《新华日报》1944年7月15日，第2版。

[70]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教育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

[71]王昱，聪呣主编：《青海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1页。

[72]谭刚：《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内河航运建设》，《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第146页。

[73]资料来源：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四编　教育统计）；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0页。

[74]《西康在成长中》，《中央日报》1944年5月22日。

[75]魏永理著：《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76]资料来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57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116-117、120-121页；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第6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231-232页。

[77]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编印：《四川省统计年鉴》（第四册），1947年，第15-16页。

[78]黄觉民：《为职业学校青年呼吁》，《东方杂志》第39卷第7号，1943年。

[79]钟道赞：《抗战十年来中国的职业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期，1947年。

[80]黄炎培：《断肠集》，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46页。

[8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教育志》（上），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82]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八编　职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2、62、39、41、44页数据整理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