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的职业教育在困境丛生的抗战年代，以经世致用人才的大量培养和后方诸省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为标志性特征，构建了合理的职业教育结构体系，使职业学校设科门类更加齐全，改变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从而使我国近代社会的教育体系趋于完善。然而由于战争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导致国民经济日益衰微，财力枯竭，使国民政府依据战时教育方针而制定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措施无法得到有效地贯彻实施，严重影响了战时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实施效果。

抗战时期，各方财力枯竭，经济衰退，以经费短缺为根源，导致了教育难以按照国民政府制颁的政策法令不打折扣地有效实施。1943年，教育部令云南增办职业学校并增设班级，该省则因受制于经费等诸多因素，而只能在原有学校内增2个班，即高级、初级职校各一班以示应付。^[65]尽管当时国民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来保证教育经费的正常拨给，但是在各方局势混乱、经济严重受损的战争环境下，各行各业经费短缺，教育经费投放政策也就难以保证实施。但凡按章发放教育经费，大都是杯水车薪。以战时大后方的贵州省为例，省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拨给教育方面的配额在数值上呈逐年增长趋势，如“1940年至1942年的教育经费分别为1607987元、3166756元、5021108元”。教育经费貌似每年增长近一倍，然而同时期贵州省物价分别比前一年增长了2.3倍和3.6倍。因此，若把投入到教育上的经费与战时猛涨的物价指数相比，不难发现教育经费实际上是在逐年减少的。而在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上也由于战事和经济所限，未能按照教育部规定的占中等教育经费35%的比例进行划拨。1940年贵州省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的经费分别为970044元、369464元、266479元，三者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0%、23%、17%。^[66]职业教育的费用比教育部规定的35%的比例低了一倍。四川省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虽在整个大后方区域首屈一指，但同样受到了经费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据统计，“全省143个县市中，还有100个（占总数的70%）没有设立职业学校”。^[67]

资金作为职业学校得以正常运转的主要动脉之一，其供给量的不足，难以保障职业学校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的全面配置，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在职业学校的硬件配置方面，学校的设备简陋，十分缺乏实习设备。就资金短缺导致设备添设日渐困难的局面，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有守曾有过精辟的评论：“抗战发生以来，物价飞涨，学校校具、教具等设备，俱因经费困难，无力购置。因此学校设备，旧有日渐耗损，新添倍感困难，目前仍然异常空虚。”^[68]“有的学校学生在黑板上认识机器的变形图，在黑板上作各种实习。”^[69]1945年，广西省的省立柳州高级工业学校仅有2座车床；省立平乐高级工业学校纺织科只有铁、木机各2部；桂林职业学校印刷科只有2部印刷机，2部铸字炉，2部石印机。^[70]而学生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工作在缺乏实习设备的情况下也无法实施开展。另一方面，在战时经济日益吃紧的状况下，作为职业学校软件设备的主力军——教师，工资待遇也十分微薄，难以维持生计的教师也不得不离开教学岗位，从事其他行业谋生，从而造成职业教育的师资力量奇缺，教育质量的提高也成为一种奢望，由此阻碍了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降低了职业教育实施效果。1939年青海成立省立西宁职业学校，开设工、农两科，但该校教学设备简陋，师资缺乏，所培养的农科学生大多分赴农村小学任教，导致用非所学，甚至有民谚讽刺道：“职业学校捻毛线”^[71]，一语影射出职业教育收效甚微、未达预期目的的尴尬处境。

尽管受制于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大后方职业教育遭遇了多重困难和诸多阻力，但通观古今上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时大后方职业教育所取得的成绩赶超以往历史年代，为我国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和战后经济重建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我国职业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抗战时期的职业教育为后方诸省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实用的人才，为国家的国防和后方诸省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抗战军兴，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就须培养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尤其是军事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抗战时期，兵工署诸厂内迁大后方，创办了技工学校，培养兵工技术人才达千人以上。以重庆地区为例，“到重庆解放时，西南地区的兵工职工近4万人，占当时全国接管的各兵工厂、军械厂总数的4/5，而重庆地区的兵工工人就占了西南总人数的一半以上”。^[72]兵工技术工人的大量培养使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工生产能力迅速提升，保证了军用物资的储备量，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除了培养军事方面的人才外，还根据战时的具体状况相继增加培养了其他方面的技术人才，包括机械电机、水利、土木、应用化学以及农工医等各科。这些技术科的增设以及专门人才的培养应战时之需，为前方的抗战输送了各种各样的国防人才。从下表可以看出，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抗战初期虽进步不明显，但在抗战中期和后期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表3-7　抗战期间职业学校毕业生人数统计表^[73]

战时培养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使大后方诸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进了后方诸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西康，“从前遍地文盲的边区，现已学校林立；从前只有原始的手工生产，现已出现了马达与机械；从前半牧半农的社会，今已受灌溉与水利；从前高险的溜索桥，现已变成坦荡的汽车道；从前专恃符咒疗病的地方，现已享受现代医药……”。^[74]后方各省还根据自身的优势与特色，培养相关的技术人才。如四川向以蚕桑业闻名，在战时共计培养了约50余名的高级蚕桑人才，陕甘宁三省的农业和农田水利技术也得到了大规模推广，新疆以畜产品技术改良为中心，培养畜牧人才。1940年，新疆的畜牧科技工作者有72人，兽医112名。^[75]

其次，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促使职业教育的结构体系渐趋合理化。大后方各省以战时教育方针为指导，立足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教育事业的进步，在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使职业教育形成了以培养中等技术人才为核心，初级和专科职业技术人才为辅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国立、省市立、私立职业学校以及各种形式的职业补习教育和短期职业培训班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www.daowen.com)

从职业教育的学科设置结构来看，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通过调整与增设职业教育的学科门类，使之进一步满足抗战时期对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抗战期间，打破了战前职业教育分为农、工、商、家事、其他五类的格局，将其扩充为农、工、商、家事、医事、海事、其他共计七类，从而形成了更加合理的专业体系。

表3-8　抗战前后各学科门类的学校数和学生数^[76]

上表的统计数据显示，抗战前的医事和海事两大门类处于一片空白。在抗战期间，为了顺应抗战的特殊局势，培养了大批医护人员和海上作战人员。除了增设的两类科目以外，原有的农工商各科也增强了培养力度。农业类的学生数由战前的15431人增长到46884人，增幅达到2倍有余，工商业学生数的增幅也达到一倍有余。

从各级各类职业学校的构成来看，除了在普通中学和高等院校附设职业科外，新设的职业学校中国立职业学校起到了先锋示范作用，总计达到了15所的规模。于是，大后方各省市以国立职业学校为效仿榜样，依据各省的自身特征建立了各种省市立职业学校。如四川省根据其农业经济占优势的地位，先后在万县、宜宾、遂宁、眉山、巴中等地各增设一所农业职业学校，包括制革、陶瓷、蚕桑等科。直至抗战结束时，四川省的省立职业学校有23所。^[77]另外，在战时国民经济入不敷出的状况下，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出资兴办职业学校，又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据统计，私人创办的职校在总数中占约1/3的比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办学的不足。在国立、省市立和私立职校三者的合理配置下，职业学校的结构体系更趋于合理均衡化。

最后，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了我国轻视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使我国近代社会的教育体系趋于完善。自古以来，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观念主导着人们的思想，期待用“知识改变命运”，在官场上谋得官职，从而十分轻视体力劳动和生产劳作。由此以来，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教育尤受青睐，而以注重实用技能的职业教育较受冷落，人们普遍认为“职业学校没有青年升学的出路”。^[78]由于此种思想观念作祟，国民宁愿忍受因不能升学带来的生计困难，也不愿另辟蹊径，学习生产知识，从事生产技能的培养。然而，当抗战爆发时，由战争带来的破坏以及生活物资的匮乏，使得大后方人民的日常生活更是举步维艰，再加上应战时之需创办的各级各类职业学校以及从沿海发达地区迁来的职业学校，为大后方的人们带来了接触先进生产技术的机会，对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另外，普通中学的毕业生在战时就业困难，而职业学校毕业生由于抗战的军需运输及各项业务的需求出路甚广，“往往一个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同时可能有二三职务之机会，人力供应，远逊于事业之要求”。^[79]因此使得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和现实性，逐渐转变原有的歧视职业教育的观念，并积极参与其中。抗战时期职业教育的招生对象除了适龄的青少年外，还通过创办一定数量的初级实用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和短期训练班等多种形式，把职业教育的受教对象扩大到社会群体，从而进一步扭转了长期以来轻视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增加了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比例，使抗战时期教育体系更加适合社会需要，我国近代社会的教育体系也进一步得到完善。

国民政府应战时之需，调整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人们对职业教育传统思想观念的转变，其中规定在初级中学里普通中学、师范、职业三类的比例为6∶3∶2，在高级中学里三者之比应为2∶1∶1。此外，通过确立职业学校独立办学的方针，采取扩大设校规模和增加投资金额的方式，加大职业教育在整个学制体系中的比重，改变普通中学数量过多，而职业学校过少的局面，使职业学校的数量得到了增长，从而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为进一步完善我国近代社会的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