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职业技能科目，主要包括农工医商和家事等科，并根据抗战需要做出了新的调整，增设中等技术科；二是基础知识科目，包括公民、军训、体育、语文和数理化等基础科。

依照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供需原则，培养适应抗战需要的实用性人才，是抗战时期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的主要特征，由此，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具备多种类别以及专业科目，才能满足抗战的实际需要。职业学校大致可分为农业、工业、商业、海事、医事、家事、艺术七类，每类下设多个专业科目，如农业和工业两类就包括几十个科目，最初各校多根据自身需要参酌欧美及日本学制自行拟定，因此使得各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参差不齐，导致规划订制统一的课程标准难度较大。国民政府教育部于战前1934年6月就曾制颁过《职业学校各科课程表、教材大纲、设备概要汇编》，但由于没有把握时代动向，与社会所需人才的迎合度也较小，导致造就出来的人才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或是所学的技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适当调整战时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已成当务之急。抗战开始后，教育部为加强推进职业教育，以培养抗战建国需要的各级各类技术人才，邀请各科专家起草和规划课程，并征集办理颇有成效的职业学校及有关企事业机关的意见，于1939年和1940年先后订定各类职业学校《教学科目及每周教学时数表》《教材大纲》《教学要点》等相关法令，具体科目“计有农业职业学校方面的农艺科、园艺科、畜牧科、水产科、养殖科等十一种；工业方面的机械科、电机科、土木科、电讯科、水利科、棉织科、陶瓷科等十七种；商业方面的会计科、统计科、银行科、文书科等七种；海事方面的驾驶科、轮机科两种；医事方面的护士科、助产科、护士特科、助产特科等五种”。^[41]

针对战前以农科职校占绝对优势的非均衡化现象，国民政府在战时根据服务于抗战的教育方针适当调整了职业设科，将重心逐渐转向军事国防和经济建设方面，并随着客观形式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技术科的科目设置，根据实际情况添设了中等机械电机科、中等水利科和中等农工医各科。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因感到机电技术人才的匮乏，令饬教育部联络军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兵工署、航空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共同会商培养办法，订定《教育部指定职业学校设置中等机械电机技术科办法大纲》，自1940年秋相继委托四川的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省立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私立中华职业学校、私立大公职业学校，云南的国立西南中山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贵州的省立安顺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湘西的湖南省立第一职业学校以及陕西的私立西北高级机械科职业学校等9所职校增设中等机械电机技术科，培养技术人员。“据统计，该科在战时招收三届共六十班的学生，其中的毕业生全部由交通部、经济部、兵工署、资源委员会、航空委员会等分派使用”。^[42]随着战事的发展，大后方的陆路交通在日军的封锁下出现危机，使得物资的运输不得不依赖水运，推广水利教育已成当务之急。教育部遂于1943年与水利委员会联合制定了《指定职业学校设置中等水利科办法》，指定四川的国立复旦大学附设高级职业学校（后由时在四川綦江的导淮委员会附设高级水利科职业学校接办）、私立南充育才高级职业学校和陕西的省立三原工业职业学校三所职校举办中等水利科，“在战时累计招收两届共十六班学生，毕业生由水利委员会分派使用”。^[43]除机械电机技术科及中等水利科外，教育部依照1941年所拟具的《战后十年内培养经济建设干部人才方案草案》，计划培养大批农、工、医科中等技术人员，并交由各省市教育厅局自行操作办理。另外，在初级职业教育和专科职业教育方面，战时设置的科目不仅遵循实用性的原则，而且灵活多样，主要包括农艺、纺织、养蚕、应用化学、木工、土木以及印刷科。至此，整个职业教育的设科门类更加多样化，课程设置更加丰富，非均衡化的设科局面得以大大改观。

职业学校的课程除各专业技能科目的学习外，也设有公民、军训、体育、语文和数理化等普通基础科目。1940年9月，教育部规定中等技术科学生在受训期间，除施以技术训练外，还应注重军事、精神、体格三种训练。^[44]以1939年修订的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农艺科教学科目为例，“新增加了体育课，三个学年每周都设1节，地理第一学年每周设2节，历史第二学年每周设2节，军训增加三个学年，每周都开设3节”。^[45]通过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强壮学生体魄，增强学生意志力，培养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国民精神，从而使之适应了战争环境的需要，提高了军事战斗力。另外，通过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不仅适应了职业教育为社会服务、培养实用性人才的旨要，又体现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以备就业和升学的需求。而公民、语文和数理化科目的开设，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激发了爱国热情，使抗战的意义在学生的头脑中更加明晰化。

在教材方面，抗战前职业学校多采取自编教材的方式，没有统一标准，导致教科书存在质量和范围参差不齐的问题。虽然教育部也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组设“职业学校教科用书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核教科书的事宜，且发行有“农业学科四十种，工业学科二十九种，商业学科十二种，家事学科六种，普通学科十二种”教科书^[46]，但终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断。而抗战爆发后，由战争所造成的印刷困难、交通阻梗等不利因素，导致抗战初期职业学校的教科书不仅在数量上十分匮乏，而且内容多有脱离社会实际的弊端。因此，为应急需，同时也为统一教学标准和提高办学质量起见，教育部一方面直接委托相关学术机关或专家先行编辑机械、水利、农工医、土木、应化、电讯等各科教科书；另一方面公布《奖励编译职业技术教材暂行办法》，积极鼓励广大职业学校及个人编译教科书，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励。在这一奖励措施的鼓励下，先后有农、工业技术教材数十种问世，并且编印出版了职业技术指导丛刊和相关书目，对于促进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大后方各省以上述方法为指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教材进行教学。以四川职业学校的教材选用为例，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办法：一是普通学科采用普通中学教本，二是选用商务印书馆、中华、正中书局等出版的课本或有关职业技术书籍，三是由教员自编讲义。^[47]可见在战时教材紧缺、标准不一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制颁的相关政策为职业教育教材的选用和配置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现以西迁重庆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所附设的中华函授学校的设科概况为例，从中可窥战时大后方职业学校教学设科状况之一斑。(www.daowen.com)

表3-6　中华职业教育社附设中华函授学校设科概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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