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着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培养中等专门技术人才以应抗战所需的同时，也没有忽视高层技术人才的养成。战前西部各省市的专科学校大多开设艺术、体育两科，而农工医各科则比较少。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倍感技术人才十分缺乏，于是在1939年颁发了《特设各科专修科办法要点》，指定中央大学、西北大学等14所高校开设各项职教专修科，“如西南联大之电讯，金大之汽车，云大之采矿，武大之机械，川大之化验，西北农学院及中央政校之农业经济，中大之畜牧兽医，中央政校及光华大学之会计，重庆与复旦大学之统计，贵阳医学院之卫生工程与行政”，“并创办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设造纸、皮革、农产制造、染织、水产、蚕丝六科，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注重畜牧兽医及水利工程等科”。^[37]在这些高校内设农、工、医、商科四大类，含电气、汽车、采矿、机械等12个专业，计20个班，比战前的数量增加一倍以上，此外，还在战时大后方的国立高校附办职业教育机构，如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校、国立复旦大学附设工业职校等，培养了一批抗战建国的高层次技术人才，使我国战时高层次人才的储备量明显增加了许多。大后方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在职工程技术人员达到912人，占全国总数的11.8%；在职的工程技术人员中，虽然西南省份占据绝大部分，但西北地区的新疆畜牧科技工作者也达到了72人的规模。这不仅为这些地区提供了大量高层次人才，而且带动了中等技术人才的发展。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还根据大后方各个省市自身条件的优劣，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高等技术人才服务于抗战和战后经济建设为目标，因势利导，增设各类专科学校，设置适合各个省市发展的、符合地方特色的高等专业技术科，招收高级中学及高中职业科毕业生，在战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推动了当地职业教育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也为战时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注入了新的血液。如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两省以毛纺织科和皮革科为盛。据统计，从抗战前的1932年截至抗战爆发时，全国共有专科学校29所，其中仅有一所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设于西部的陕西省；从抗战初期的1938年到抗战结束后的1947年，全国的专科学校上升至68所。^[38]其中设于大后方的占22所，含国立5所，省立9所，私立8所，与战前的数量相比，增加了二十几倍，其中设于四川11所，陕西5所，湘西3所，广西、甘肃和西康分别各1所。战时新设于大后方诸省的专科学校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3-4　抗战时期新设于大后方的专科学校一览表^[39]

续表

抗战时期，不论各国立高校内附设的职业教育机构，还是新设的专科职业学校，均以适应抗战需要为宗旨和目标，不仅培养了一批抗战建国的高层次人才，而且带动了中等技术人才的发展，推动了大后方诸省市的地方建设。除此之外，一些社团也不遗余力，积极响应服务抗战的号召，对战时专科职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培养了诸多高级人才，为战后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譬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抗战中期的1940年7月创办了银行专科学校，并于抗战后期的1943年9月在重庆创办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

另外，战时西迁大后方的专科学校也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日军的侵袭，沦陷区的专科学校不得不考虑西迁至大后方，据统计，抗战期间西迁至大后方的专科学校数量达到24所（国立8所、省立6所、私立10所），其区域范围遍布大后方各省市，尤其集中于四川和重庆。然而在西迁的过程中，除部分专科学校一次迁定，于战时再未变动外，多数学校都是经历了一迁再迁的辗转流亡，最终才落脚于大后方的某地。具体的变迁过程详见下表：

表3-5　抗战期间西迁大后方的专科学校情况简表^[40](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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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战时大后方高等职业教育以增设职业专修科、新设专科学校以及战区专科学校西迁这三种方式为依托，专业涵盖了农工商等科，填补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空白，扩大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培养了为抗战服务的高等技术人才。

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三者并驾齐驱的局势构建并推动了抗战期间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大后方培养了初、中、高三个不同层次和各种门类的专业技术人才，由此，职业教育在战时的特殊形势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不仅适应了战争的需要，促进了后方诸省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战后的建国工作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