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等职业教育作为战时职业教育的重要阶段之一，以创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开展职业补习教育、职业训练班与技工训练为主要表现形式，在较短的时期内培养初级技术人员。这不仅是培养技术人才的有效方式，同时也符合战时实际状况的需求，缩短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周期，缓解了抗战时期对大量实用技术人才的供需矛盾，成为中等职业教育的来源和后备力量。

首先，在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方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物资匮乏，教育部“为谋养成实用技术人员，解决各县人民食住行日常生活必需之供给”^[25]，于1938年7月制颁了《创设县市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实施办法》，规定各省教育厅会同建设厅，以训练实用技能及从事当地小工业之改良推广为主要目的，先行调查本省内主要产业供销的实际情况，分类编制统计表作为创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的主要参考依据，然后依照所需，根据轻重缓急分别设置职业学校及科目。同时按照建教合作的原则，要求各省教育厅在设校时应与地方生产机关和部门保持密切联络，还可采取联合办校的方式。当年，教育部即拨出专款给川、黔两省试办了四所职业学校以供示范，此后云南、广西、甘肃、西康、陕西、宁夏、青海等省也先后依照成例增设了此类初级职业学校，约有20所，设有造纸、染织、金工、土木、制糖、制茶、酿造等专业。从具体办学制度的规定上来看，创办的这些学校既比较切合实际生产的需要，也符合职业教育自身的特色。“如规定应首先注重实习和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实习的学分要占到总评的50%，学校还要不定期地指派学生到当地生产建设机关或农村从事服务，学生即使毕业之后，也得每月递交服务工作报告回校审核，并且每年寒暑假期间学校还要对毕业生进行2—4周的再培训”。^[26]

其次，职业补习教育方面。为进一步扩大职业教育的作用和范围，在战前的1933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曾制颁《职业补习学校规程》，1936年2月又订颁《各省市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办法大纲》，令饬各省教育厅推行职业补习教育，以填补正规职业学校教育的不足。抗战时期，大后方各省市遵照战前颁布的办法大纲开展实施工作，各教育机构及社会团体大量举办职业补习教育。诚然，职业补习教育的推行需要相关职业学校的规范和加强，但也需公私营企业、农场等多方社会力量通力合作得以实现和完成。于是1941年8月，教育部与经济、农林、社会等部会商，拟定《公私营工厂矿场农场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并利用设备供给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办法》。依照规定，凡公私营工厂、矿场职工人数在500人以上，农场职工人数在300人以上者，应于一年内一律开设职业补习学校；人数在200人以上者，应督饬办理或联合数厂办理；人数在200人以下者，由附近的教育机关办理巡回职业补习班，定期分赴各工厂、矿（农）场训练，以教育本厂（场）职员艺徒为主。1944年4月，教育部又制定了《推行职业补习教育办法》五条，令各省市开展职业补习教育宣传运动，要求各省市公私立职业学校限期单独或联合举办职业补习教育；督促工厂、农场等附办或联办职业补习学校；除此之外，还需详细考察已设立的职业补习学校，予以调整、奖励或补助。抗战时期的职业补习教育在上述政策指引下，以各种形式蓬勃开展起来。以陪都重庆为例，为救济失学青年，维持社会稳定和增强我军抗敌的战斗力，重庆市大力推行职业补习教育。据重庆市教育局的统计，战时已立案的职业补习学校数如下：1940年2所，1941年7所，1942年12所，1943年24所，1944年52所，1945年98所。^[27]可见，职业补习学校在战时逐年成倍地增长，学生已逾万人。而且职业补习教育还以讲座的形式面向青年开展，一年有44次讲座，约有1.9万人的受众群体。职业补习学校虽每次招生人数不多，但均以招生频率高为特点。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一年最多招5次，昆明职业补习学校平均3个月招一次，在抗战的几年里连续招生，其培养的初级职业技术人才的数目是比较可观的，超过万人以上。西北部的甘肃省根据利用当地资源和建教合作原则，于1939年在省教育厅和建设厅的联合下，开办了华亭陶瓷、武威硝皮、靖远纺织等八所职工补习学校。^[28](www.daowen.com)

最后，在职业训练班与技工训练方面。1935年，教育部订颁短期职业训练班办法，分甲乙两类，分别招收初、高中毕业者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培养社会所需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训练期限定为三个月至一年。此项办法颁布后，最初只有少数实习所和讲习所遵照办理。直到抗战时，迫于技术人才急需的形势，教育部指定原有职业学校依其设备人才情形，“举办土木、测量、驾驶、机械、电机、电焊、染织、毛织、印刷、制革、蚕桑、合作事业指导、农机制造、畜牧、制糖、护士、助产、调剂、会计等各类训练班”。^[29]其办班成绩显著，1938年开办了8个训练班，次年开办了30个训练班，增长趋势明显，直至抗战胜利时，才逐渐终止。大后方各省市还根据不同的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在抗战期间举办了特殊的职业训练，例如四川省依靠本土特色发挥自身优势，从1941年到1946年培养高级蚕桑人才共计50余人；广西省为解决各地收音机人员技术不熟练，故障时常无法排除的困难，于1940年8月在桂林开办中小学收音机人员暑假培训班，又于11月12日在梧州等地举办中小学收音机人员巡回讲习班。^[30]此外，出于抗战期间对大量机械和电机技术人才的紧急需求，蒋介石于1939年饬令由国防工业委员会设立技工训练处并办理技工训练班，计划在五年内训练各科技工7000名。这些训练班大部分由经济部、国防工业委员以及会兵工署直属的一些工厂代为办理，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也参与了培养。譬如西北工会组社工作开始以后，在陕西、甘肃等地举办了以纺织为主的短期技术训练班，培养青年徒工四五百人。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抗战期间特别技工训练班共有988人受训，普通技工训练班共有1746人受训，速成技工训练班受训的人员有132人，总计2876人。^[31]

初等职业教育就战时整个大后方的区域来说，遍布范围较广，呈现出培训周期短、效率高的特征，而且就训练场所来看，除部分需新设外，其余均借助于内迁工厂、商店等作为培训场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职业教育受制于资金设备匮乏的矛盾，为前线抗战和后方经济建设发展培养了大批初级技术人员，适应了抗战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