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从职业教育的层级划分来看，战时的中等职业教育从数量和质量上均占据较强优势，构成了整个职业教育的核心，而初等职业教育（包括初级实用职业学校、职业补习教育以及职业训练班与技工训练）^[11]和高等职业教育则起到了必要的补充和辅助作用，为前线抗战和后方经济建设培养了多种实用技术人才，有力地促进了职业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另一方面从抗战时期大后方整个地域范围来看，涵盖了我国的整个西部地区，包括西北、西南的诸多省份，西北地区以陕西省的职业教育发展为甚，而西南地区相对西北地区的职业教育成就来说，已展现出明显的优势和成绩，尤以四川（包括重庆）、云南、贵州三省的收效比较显著。

首先就抗战期间职业教育在大后方的整体发展状况来分析，抗战初期的1937年和1938年两年中，职业教育遭受战争的破坏非常严重，随之在抗战的中后期，逐渐有所恢复和发展，创办的学校数和入学的学生数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学校数从抗战中期1939年的75所增加到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的191所，增幅接近两倍，其发展速度是战前不能比拟的。从年增长率来看，1939年到1945年，职业学校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2.71%，学生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6.17%。^[12]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在抗战时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战时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体现在职业学校数量上的持续增长，而且从与全国整体状况的横向比较来看，其差距也有所缩短。“1936年大后方职业学校只占全国总数的10%，1939年约占全国总数的26%，1942年约占全国总数的31%，1945年约占全国总数的33%”。^[13]从战前1/10的比例到战争结束时1/3的比例，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大后方职业教育发展的进度之大。

表3-2　1936—1945年大后方职业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14]

其次，就大后方各省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而论，发展速度首当其冲的当属西南地区，这是由于在抗战期间“西南是国家复兴的根据地，西南又是建国途中文化资源的发源地”。^[15]而在当时西南各省中，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职业教育发展颇有成效。抗战军兴，国民政府把重庆定为战时陪都，把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作为战略基地，“谋原有基础之坚实；培养民族精神；实施国防教育；实施生产教育”。^[16]依靠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有利条件，不仅扩大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而且结构也渐趋合理，四川省的职业学校战前的1936年有33所，学生4380人，到抗战中期已有职业学校“51所，学生7233人”。^[17]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已达到职业学校“69所，491班，学生12197人（高级6777人，初级5420人），教职员1901人”的规模。^[18]经过八年抗战，四川省职业教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影响到整个大后方，对后方各省职教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强有力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云南在抗战初期将全省划分为7个职业教育区，分区配置各类职业学校，进一步推广职业教育。1938年全省共有“职业学校11所，学生人数1572人”。^[19]至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全省的“各类职业学校合计15所，在校生1913人，教职员365人”。^[20]贵州省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政府比较重视，再加上相关部门的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较快。据1936年统计，全省有职业学校6所，学生296人。^[21]到1945年时，全省有职业学校13所，学生1204人，并在一些中学和师范学校附设职业科。与抗日战争前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22]而在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两省在战时职业教育的发展成绩较为突出。到1946年时，陕西全省举办的职业学校有29所。甘肃省在战时正式立案的公私立职业学校有14所，有107个班，在校生为3194人，比1936年时增加4.6倍，累计毕业学生2651人，相当于抗战前近三十年毕业生总数的4倍。^[23]通过对抗战期间和抗战结束后大后方各省职业教育发展的比较状况来看，抗战时期职业学校的发展呈现逐渐增长的势头，具体统计情况见下表。(www.daowen.com)

表3-3　1939年、1942年、1946年大后方各省职业学校数量对照表^[24]（单位：所）

从上表统计数据分析可知，大后方的职业教育在战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大致呈曲线上升趋势。然而在把握战时后方职业教育整体发展态势的同时，通过对抗战时期前、中、后三个历史阶段相关发展数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这三个阶段职业教育发展也有自身的特色。首先，抗战初期由于受到日军突如其来的袭击，再加上国民政府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导致大后方的职业教育较战前呈现衰退之势；其次，抗战中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吸取战初挫败的沉痛教训，调整方略，加大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达到为抗战服务的目的，由此职业教育得以重生，较之战前和战初的发展状况有所改观；最后，抗战后期的职业教育在中期的发展基础上，更是将大后方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推向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