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础教育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正确管理，增加教育投入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维护其一党专制的目的，对大后方中小学的管理极其严格。虽然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关的政策法规，使其办学质量有所提升，但过于强调对学校的监督与控制，致使中小学的办学自主权有名无实。如向中小学指派军事教官和训育人员，加强对教师学生的监督，强制干涉师生的民主活动等，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科课程的教学，也明显制约了基础教育的发展。

基础教育师资不足，是制约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教师的待遇偏低，地位又不高。“报酬已经不好，生活很感困难，并且还要动辄欠薪二三月，或者来个七折八扣，这样无怪会有断炊的事实发生……教师职业在现况下，既得不到重视，又得不到安慰，所以由事实的驱使，就会养成心理上的变化。”^[90]所以一些教师纷纷改行，或进工厂，或入机关，或开商店，以获取更高的待遇来改善生活。1939年12月，《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丁庆生《物价飞涨与教师改业问题之探讨》一文，分析了教师改业原因有：为各部门的延揽；信心不坚纷纷改业；教育界待遇太清苦，迫于生活改就他业；教师社会地位低下，不受社会重视。^[91]这些都导致了合格师资的缺乏，优良教师更是少之又少。1941年3月31日，《中央日报》发表专论《教育界的才荒问题》，也指出新教师不易请，旧教师不易留，教育界才荒问题乃愈趋严重，平常的人才竟无法招聘。^[92]

“教育之良窳，由于人为者半，由于制度者半”。当今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既需要政府的严格管理，又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保障中小学的依法办学自主权，是政府正确管理的核心。只有以此为前提，政府再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与指导，才能在根本上推动基础教育的发展。另外，政府也应该切实解决中小学经费不足、师资困难等问题，增加教育投入。比如给予一定的资助，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另外，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中小学教师与学生实行优惠奖励政策，这一点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2.基础教育的发展需要满足社会和学生发展需要，提高教育实施的质量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基础教育之所以获得较为显著的成绩，是和它不断根据社会需要，及时加以调整的结果。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和“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采取了一些战时的应急措施，如组织战区学校师生内迁，增加国防军事、乡土等实用性课程，在高中开设职业课程等，培养了学生抗战救国的意识，保存了抗战救国的后备力量，为抗战提供了一个较稳定的后方教育根据地。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基础教育在满足社会当前需求之外，还根据学生的发展和需要进行及时的调整。例如随着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相继沦陷，战区很多师生流亡大后方，对教育的需求大增。针对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国民政府开设国立中学收容流亡师生，并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实行奖学金和公费制，满足了流亡学生继续接受教育的需求。另外，还对课程进行相应调整，使其在满足学生身心发展能力上更具合理性、科学性。

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其最大的功能就是促进社会和个体的发展。促进基础教育又好又快地发展，是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将我国巨大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本途径。近几年，我国基础教育强调学生主动发展，努力培养学生兴趣，减轻他们的课业负担，注重实施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年龄阶段特征和个体差异；保护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让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熟悉课堂，了解教学实际，体察教师和学生需要，为之提供保障支持。教育研究部门要进课堂，加强对学校教学工作的指导，与教师一起备课，研究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指导教师改进教学方式。广大中小学校长更要进课堂，加强教师教学管理，督促教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不断提高教育的实施质量。

3.基础教育的发展需要考虑区域差异的特点，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明显，各地区之间与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基础、人口素质、民族习俗、人文传统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必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不能搞“一刀切”。基础教育的开展既要有全国基本的统一要求，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地方性，照顾地区和城乡差异，体现统一性和灵活性的结合。目前，我国虽然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教育区域差异问题依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必须充分注意到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和城市中弱势学校的教育实施条件，制定出能够确保所有学校和学生均能达到的最基本的课程内容、质量标准和切实可行的课程开发建议。此外，为了真正发挥基础教育的功效，政府在时间上也应该注意统一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在教育内容的推广上注意共同的改革与不同地区发展的层次性，在知识传授的时限上应该区别对待。对于目前确无实施新课程改革条件的偏远落后地区和学校，应给予充分的过渡时间而不能强制性的行政要求。教育主管部门尤其要注意一些地方政府曲解教育成绩的现象，不应当津津乐道于教育实施在单纯区域和学校数量的扩大，而应当确保教育得到切实、真正的落实。

我们不妨参照一下抗战时期大后方基础教育在这方面的举措。首先是在教育立法力度加强的统一前提下，大后方各省市都依照各自实际情况执行，贯彻落实。如1940年《国民教育实施纲领》颁布后，各省市都积极贯彻执行，并增发了补充性文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其次是顾及师资设备的困难，为补救“理想太高，内容较深及分量太重”的缺点，对于有些学科的教材在质量上略有减轻；或是加以一定的变更。如音乐科过去规定“曲谱用五线谱，非万不得已，不用简谱。用五线谱教学的，绝不得并用简谱”。《修正课程标准》则规定“如师资缺乏，不能教授五线谱时，改用简谱”；初级教材的认谱练习，更规定“简谱得并用”。又如图画科规定“绘画制作的工具，以毛笔土纸为主”；劳作科教材内容富有弹性，并删除“小学劳作科应有设备一览表”，根本去除了一般教师以为劳作科没有设备即不能实施的心理。凡此种种，均为顾及师资设备的困难，力求切合实际的表现。同时，适时增加国防、乡土内容，改善了后方教科书不足的现象。

4.基础教育的发展需要动员社会力量，提高国民的参与意识

抗战时期，大后方普及教育的任务非常繁重，政府财政力量有限，难以开办足够的公立学校以满足人们的就学需求。政府利用社会力量所办的私立学校为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部对此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所以，抗战八年中，私立中等学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较大增加。

表2-4　1936年至1945年全国私立中等学校统计简表^[93]

续表

利用社会办学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争取办学经费的援助。在教育经费缺乏的抗战时期，利用社会资金来兴办教育显得尤其重要。社会办学的资金来源是多方面的，包括私人捐赠、企业捐助、政府补助和田产课租等。如私立松溉求精中学的固定资产，是校董会捐出的田产600挑，地方慈善会400余挑构成的。私立清华中学的创校经费10万余元，也是由董事罗清四处募集到的。私立树人初级中学的校舍，由杨若愚捐法币20万元修建。私立棠香中学在1940年开办了荣鸦工厂，烧制陶器，厂长、经理均系棠香中学的教师。该校经费基本是靠这个厂子的收益来运作的。

抗战期间，多种社会力量都积极投入国家民族的教育事业，多种社会资源也被配置到教育环节中。政府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一方面，民众参与社会办学，兴办现代教育，表明了国民对公共事业的参与意识的增强，私立学校创办者的多种多样，从企业家到教育家，从乡绅到军人，从企业学校到会馆，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对社会办学的参与，也增强了人们的主人翁意识，直接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5.基础教育的发展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条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八年抗战时期，基础教育在艰难的外界条件下，在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通力合作中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以川、康、滇、黔、桂、陕、甘、宁、青、新等10省市的中学为例，中学数量由战前1936年的716所增至战后1945年的1184所，中学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与战前最高的1936年相比，分别增加162%和233%。

当我们再次反思这段历史时，中国教育人在民族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艰苦奋斗的报国精神、不屈不挠的全民团结奋进的品质，无疑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基础教育得以维持和发展的保证。发扬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活的灵魂，把社会各界人士紧紧团结在一起。广大爱国师生和进步教育人士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办教育的精神，值得发扬光大。当前我国还有一些偏远贫困的落后地区，师资相当缺乏，有的中小学只有为数不多的代课教师，有的甚至缺乏真正的教育设施，师生教学和居住的条件还很艰苦，但是比起抗日战争时期的条件还是好多了。因此，只要我们继续发扬抗战时期教育人士艰苦奋斗办教育的精神，就可以在努力改善办学条件的前提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而提高国民素质，为振兴我们的民族与国家而努力。

【注释】

[1]新县制下的国民教育制度与一般学制系统的学校教育不同，它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政治与教育合一，二是管教养卫合一，三是儿童教育与成人补习教育合一。所谓“政教合一”，就是“三位一体”，集乡镇长或保长、中心学校或国民学校校长、壮丁队长或保壮丁队长于一身，使得乡（镇）、保的教育权与政权、警卫权统由一人掌管，而乡（镇）、保之经济、警卫、文化教育、卫生等建设事业之执行，亦由小学教师负责掌管。所有组织民众，实行自治之使命，完全以小学为中心。因为国民教育包括儿童教育与成人补习教育，后者在教学内容上属于初等教育，但从施教对象来看却属于社会教育的内容，本文对此不作论述，而是就国民教育制度中的儿童教育部分展开说明。

[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58辑，（台湾）中央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第402页。

[3]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　初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94页。

[4]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　初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95—197页。

[5]余子侠，冉春著：《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9页。

[6]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0页。

[7]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2页。

[8]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页。

[9]李定开编：《重庆教育史》第二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18页。

[10]《教部分发战区中学生至各校肄业》，《教育通讯》第1卷第33期，1938年11月；《教部第二次分发战区来渝学生》，《教育通讯》第1卷第37期，1938年12月。

[11]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四辑），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25页。

[12]李爱民，曹怀玉：《西北师范学院史略》，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甘肃省新华书店1985年版，第92页。

[13]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文史书店1994年版，第1-44、233页。

[14]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中等学校迁移的特征与影响》，《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70-74页。

[15]《武昌及鄂东各中小学分别迁移》，《申报》1938年6月22日。

[16]《教育部举办川滇黔陕甘等五省中等学校各科教员暑假讲习讨论会》，《教育通讯》第2卷第37期，1939年7月。

[17]《充实中学设备》，《教育通讯》第3卷第26期，1940年7月。

[18]《指定中学实验六年一贯制》，《教育通讯》第3卷第43期，1940年11月。

[19]资料来源：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第二章“各省实施义务教育概况”、第三章“各省市实施国民教育概况”。其中贵州、青海两省在抗战中期采用的是1942年的数据。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33-663页。

[21]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　初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80页。

[22]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　初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81页。

[23]徐文涛主编：《四川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页。

[24]贵州省政府秘书处：《黔政五年》，1943年版，第76页。

[25]王万钟：《从数字上看教育》（上），《中央日报》1945年10月1日。

[26]资料来源：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四编　中学教育）第三章“各省市中学概况”及当时各报刊杂志中相关资料统计分析而成，其中四川、广西战前是采用1930年之数据，宁夏战后是采用1944年的数据。

[27]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四编　中学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80页。

[28]《云南文化界一瞥》，《新华日报》1939年3月1日；《滇教育厅全省教育近况》（一），《申报》1940年11月29日；《滇省教育进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3年1月18日。

[29]杨适：《民国时期贵阳普通中学简介》，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1989年印行，第1页。

[30]吴照恩：《伯群中学概况》，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3年印行，第38-40页。

[31]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　总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页。

[32]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　总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页。

[33]国民政府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6页。

[34]宋恩荣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

[35]《教育部继续筹划收容站区失学学生》，《教育通讯》第4卷第21期，1941年5月；《教育部令各省添设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增设班级收容战区学生》，《申报》1941年9月22日。

[36]《战区中小学生膳食已由主管方面分别酌增》，《教育通讯》第3卷第19期，1940年5月。(www.daowen.com)

[37]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　初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23页。

[38]《教育部举办川滇等五省中等学校各科教员暑假讲习讨论会》，《教育通讯》第2卷第27期，1939年7月。

[39]《各省市举行教员暑假讲习会》，《教育通讯》第3卷第24、25期合刊，1940年6月。

[40]四川省郫县教育局编：《郫县教育志》，四川省郫县教育局1984年版，第52-53页。

[41]顾岳中编：《中国战时教育》，正中书局1947年印行，第215页。

[42]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课程标准》，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9页。

[43]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　初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07-208页。

[44]李定开主编：《重庆教育史》（第二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45]李定开主编：《重庆教育史》（第二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195页。

[46]章育才：《抗战时期的中学教育》，《教育杂志》第29卷第1号，1939年1月。

[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49]《教育部训令》，《教育部公报》第15卷11期，1943年11月。

[5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页。

[51]葛绥成编，金兆梓校：《初中本国地理》（第四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78页。

[5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62页。

[5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54]李定开编：《重庆教育史》（第二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55]胡颜立：《抗战时期小学公民训练标准及其实施研究》，《新教育旬刊》第1卷第1期，1938年11月。

[56]四川省郫县教育局编：《郫县教育志》，1984年版，第33页。

[57]蒋总统集编辑委员会编：《蒋总统集》（第一册），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社1961年版，第1102页。

[5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59]李定开主编：《重庆教育史》（第二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

[60]李定开主编：《重庆教育史》（第二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61]国民政府教育部训育委员会：《训育法令汇编》，1940年版，第38页。

[62]王凤岐：《训导制度和青年训练》，《教育通讯》第3卷第10期，1940年3月。

[63]宋恩荣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160页。

[64]《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决议案提要》，《教育通讯》第2卷第44、45期合刊，1939年11月。

[65]《龙里县抗日救亡活动情况》，《龙里县志通讯》第10期，1983年。

[66]朱立斌：《忆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学生运动》，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3年印行，第46页。

[67]何治华：《贵阳达德学校琐记》，贵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3年印行，第14页。

[68]万金裕：《抗战八年四川人民在征兵服役上之贡献》，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5年印行，第95-96页。

[69]吴振潮：《国立八中简况》，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湘西文史资料》（第12辑），1988年印行，第96页。

[70]杨春洲：《云大附中十年》，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省文史书店1994年版，第189-201页。

[71]杨策主编：《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72]周定方：《抗战时期迁入泸溪的团体与学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湘西文史资料》（第11辑），1988年印行，第98页。

[73]秦元明：《安顺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的沿革》，安顺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顺文史资料》（第1辑），1983年印行，第88页。

[74]吴振潮：《国立八中简况》，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湘西文史资料》（第12辑），1988年印行，第98页。

[75]范敬一，成一：《抗战期间迁川的铭贤中学》，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7年印行，第165页。

[76]文履平：《陶行知与重庆育才学校》，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省文史书店1994年版，第146页。

[77]吕品：《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在平越》，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贵州省文史书店1988年印行，第111页。

[78]吴振潮：《国立八中简况》，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湘西文史资料》（第12辑），1988年印行，第96页。

[79]陈复光，张明：《抗战激流中前进的四川大学》，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省文史书店1994年版，第38-54页。

[80]余子侠著：《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81]《二中师范部独立设置》，《中央日报》1940年2月24日。

[82]《江苏正则蜀校招生广告》，《中央日报》1943年8月23日。

[83]《国立社会学院附属中学招生广告》，《中央日报》1944年1月15日。

[84]郭莲峰：《抗战四年来之边疆教育》，《教育通讯》第4卷第28期，1941年7月；曹树勋：《抗战十年来的边疆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第1卷第1号，1947年1月。

[85]恩施市教育委员会教育志编纂室编：《恩施市教育志》，1985年版，第46页。

[86]王万钟：《从数字上看教育》（上），《中央日报》1945年10月1日。

[87]四川省郫县教育局编：《郫县教育志》，1984年版，第51页。

[88]王钧：《抗战时期中会考制度的商榷》，《星芒、救亡联合周刊》第1期，1937年11月。

[89]《论总考制》，《大公报》1940年6月1日。

[90]柯柏材：《教师节里话教师》，四川教育研究会编：《教育谈》第5期，1937年6月。

[9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3页。

[9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4页。

[93]资料来源：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编　教育行政），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4-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