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前，西部基础教育还处于相当落后的局面。大后方基础教育是带着极其沉重的历史包袱进入抗战时期的。由于战时特殊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的需要，大后方基础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不仅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救国大业，也推动了西部教育的发展，更为战后西部的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

1.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救国大业

抗战促进了大后方基础教育的发展，大后方基础教育的发展又直接支援了抗战。首先，大后方各中小学响应国民政府“战时须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根据抗战的实际需要增加了战时课程的分量，激发学生爱国情绪，并发起了兵役宣传等救国实践。如贵州龙里县立小学每周星期六下午改为“抗日活动课”，以抗日为题材，举办歌咏、游戏、演讲、诗歌朗诵等活动，抗日救亡空气十分浓厚。^[65]1938年暑假，国民党组织全国高中以上的学生集中军训，贵阳各校也组织了集训队。集训队的男女学生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座谈会，在这些活动的鼓舞下，当地很多学生都主动请缨参军作战。^[66]贵阳达德学校女子小学部的学生组织了“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团”，由六年级学生凌钟蔚任团长，团内成立了歌咏队、话剧队，平时课余排练，星期天或寒暑假外出到乡镇进行抗日宣传。他们“在贵阳西湖路口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观众围得水泄不通”^[67]。

其次，大后方各中小学师生积极发起和开展抗敌捐募及劳军等活动。如1940年，贵州与重庆小学生共同发起了“中国儿童号”飞机捐款运动。由于当地爱国教职员和家长的支持，在短短时间内，贵阳市的儿童们便捐款11700多元。这些款项“纯系各小学生节省日常领用所捐输，其爱国热忱，殊堪嘉许”。1941年，国立黔江中学也向全国各中学发起了“中国学生号”献机运动。许多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宣传讲演，写标语，办壁报，还带动了许多家长投入全民的抗日捐募活动之中。

最后，大后方中小学为抗战建国和高等教育输送了大批亟需的各类人才。仅1943年12月，成都市参军的中学生与公教人员就达5049名，其中女生795名。^[68]1939年夏，国立八中的296名高中毕业生里，就有220多名考取了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加上军事院校计划外录取，升学总人数达250名左右，毕业升学率达80%以上。^[69]

2.树立了“教育救国”的精神典范

第一，突显战时教育地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国大片领土沦陷，西部地区就担当起为国育才的重任。战时西部地区各种人才的短缺，也使得政府和有识之士意识到知识救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在大后方掀起了以抗战救国为宗旨，“指导抗战、服务抗战、推动抗战”的兴学之风。这些中小学校的创办人，有的本来就是教育工作者，有的是爱国爱乡的资本家，有的是国民党元老或地方知名人士，还有的是民间团体，如地方会馆、同乡会之类。这些学校坚持自己的办学方针，由于教育思想、办学传统不尽相同，因而形成了各具特点、百花齐放的局面，在艰苦的办学条件下，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朝气蓬勃，总结出了许多好的办学经验和教育经验。战时的大后方基础教育唤醒了社会各界的爱国热情，为国家培养了一代有知识、爱国家、爱民族，为抗战救亡和为建设祖国献身的人才，其中有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有音乐、电影方面的艺术家。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基础教育，为西部地区教育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第二，创造条件开办学校。战时大后方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以云南大学附中为例，1937年8月，该校因躲避空袭迁至昆明小东门内原县衙门旧址。迁移完竣后，仅有高中男生3班，学生130人左右。除教室课桌及寝室内的六七张高架床外，仅有3张办公桌、4把烂藤椅，没有1本图书，没有1件仪器，每月经费仅折合国币750元。面对这种惨淡的局面，全校师生并没有心灰意冷，反而干劲十足，利用课余时间自己动手，在学校里修建了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还利用社会人士及学生家长的捐赠，在上海购买了上万册图书和几套中学理化仪器。在简陋的办学条件下，教学工作却取得了相当的成绩。1941年高中毕业生里，有31人报考西南联大，27人被录取。^[70]抗战时期，大后方中小学克服艰难困苦，创造条件开办学校，并采用戏剧、音乐、宣传报等形式将抗战精神深入民间，使得大后方基础教育形式更加灵活，为抗战精神的发扬提供了视角与方向。

3.延续发展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

第一，对战时基础教育的挽救与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不只是觊觎中国的版图和物质财富，还妄图毁灭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传统。为避免战火，除战区高校外，一些中等学校和小学也向西进行了迁移。如中央大学实验中学由南京经长沙迁到贵阳，并更名为国立十四中。据统计，仅湘西一地，截至1941年10月，即先后有17所中等学校迁入。^[71]所里（今吉首市）迁入了江苏省立旅湘临时中学，国立第十一中学高中第一部、第四部、女中部等；泸溪县也迁入了中学6所，小学5所。^[72]

在讨论抗战时期大后方基础教育的作用和意义时，我们应侧重分析与比较其与战前的不同之处与独特价值。毫无疑问，抗战时期大后方基础教育的发展，既有因时借势，凭借中央政策和吸收外来资源的机遇，也是开源挖潜，发挥内部兴学积极因素的结果，相对旧制有了很大的改进与革新，更适合当时西部教育的实际情况和进步趋势。如一部分西迁中学的性质完全国立，地位得以提升；广设一年制、二年制短期小学与四年制、五年制、六年一贯制的中学，相比以往的结构功能更完善，更具有层次性和开放性。

第二，对战后西部基础教育发展的奠基作用。以抗战时期创设的34所国立中学为例，战后继续留在西部的共有11所之多。从地域分布来看，四川4所，贵州3所，甘肃2所，青海1所，绥远1所，它们最终都永久性地并入了西部基础教育阵营。

4.推进了西部地区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第一，促进了传统教育观念的改变。西迁学校的文教工作者们牺牲小我、兢兢业业的精神，为大后方人民做出了良好的表率，也促进了地方文化思想观念的转换，开拓了大后方人民的知识和视野。例如在升学与择业观上，就有了明显的改变，“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就业观念已明显淡化，择业之道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另如女子教育在战前的西部地区本不受重视，女生入学率特低。“男中不招收女生，女子小学毕业的女生不能升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只能失学做家庭妇女。”^[73]湘西各县女子甚至没有读书上学的习惯，国立八中迁到当地后，本地家长深受启发和感染，纷纷让女孩子读小学、初中，开了当地女子入学之风气。^[74]

第二，推动了教学方法的革新。抗战时期，随学校西迁的战区中小学教师掌握较新的的现代教育理论和教学手段，改变了大后方传统的教学方法，为抗战建国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战时迁川的铭贤学校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该校教师大多毕业于燕京、齐鲁、北师大、山西大学等高等学府，具有一定的学术成就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大多选用自编教材进行授课。如英语教学普遍采用直接教学法，特别重视课堂问答、单词造句、语音校正、句型分析、课堂测验，使教学获得显著成效。不少高中部的学生都能和教师进行日常生活对话，能阅读英文版的代数等科教科书和《天方夜谭》等英文小说。学校还开展了丰富的勤工俭学活动，成为校园生活中的一大特色。家在敌占区的不少同学背井离乡，经济来源断绝，全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有的参加军乐队，司号报时；有的替代校工，清扫校园；有的协助教师管理图书、理化实验仪器和运动场体育用品。部分同学还组织了学生生活服务社，出售文具纸张，供应豆浆、油茶；有的为同学理发或为宿舍挑担生活用水。通过紧张艰苦的磨炼，培养了同学们自立自强、自尊自治的能力和团结友爱、进取服务的精神。^[75]还有一些教育界人士所办的学校采用了较为特殊的教学方法，如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根据生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的天才教育，培养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及早发现他们的个别优异倾向，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76]这些教学方法的普遍使用，为大后方教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气息。

第三，改善了大后方基础教育的师资队伍。如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与贵州省教育厅合办的平越高中，就有一些师生应聘到平越初中和城乡小学兼课，既为地方办学解决了师资不足的困难，又进一步提高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77]另如国立八中，也很注意和地方中小学合作，彼此参观交往，教师也是互相兼课和互通有无。该校师范部为乾城培养了20余名教师，就连部分安徽籍学生后来也留在湘西各县就业，“多半从事教育工作”。^[78](www.daowen.com)

5.带动了西部地区各级各类教育的整体进步

八年抗战中的大后方基础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的漫长历程里所占的时间可谓短暂，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独特的地位。其对于战时中国基础教育的维持，对于西部教育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积极的历史意义。不仅推动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在质量和规格诸方面的发展，而且带动了西部地区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使战前西部教育落后的面貌有了相当大的改观，对西部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一，抗战时期大后方基础教育的开发对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主要可从战区和西部各自的中学和高校在战时的交互作用来加以具体说明。

先就战区西迁中学对西部原有高等教育的影响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要以良好的中学教育为基础和生源保证，而很多战区迁入大后方的中学都以质量好、升学率高而闻名，为大后方原有高校提供了大批高质量的生源。如四川大学战前历来以招收本省学生为主，兼收西部其他各省学生。但抗战爆发后，川大的学生来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年新入校的学生有1/3以上来自沦陷区。^[79]可以说，西迁中学不仅为西迁高校提供了良好的生源，也为大后方高等教育的长足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再从西部原有中学为西迁高校提供的生源来看，现以湖北武昌迁入大后方的3所高校为例。武汉大学在武昌时仅有1名乐山籍学生，于1938年春迁往四川乐山后第一届招生，就有乐山籍学生5人，以后逐年增多，到1946年已有30余名乐山学子加入学生队伍。中华大学于1938年冬转迁重庆，到渝后的第一个学年，全校各级学生320人中，就只有一半来自战区，其余均为川籍学子。华中大学在西迁之前，生源主要在两湖地区，来自西南的学子少得可怜，云南籍学子更是绝无仅有，搬迁至大理喜州以后，大后方地区尤其是云南籍学子的比例增长很快。1941年秋季时，在注册的77名新生中，云南籍学生就占有32名；至1945年秋季，云南籍学生更高达174名，占整个在校注册人数286名的68%以上。^[80]

第二，抗战时期大后方基础教育的开发对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也有所促进。与战前废除综合中学制，将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与普通中学分设的做法有所不同，其时不少普通中学都保留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1943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使中等教育内部均衡发展，再次要求部分国立中学增设师范及职业两部。而在国立中学里，一部分学校在创立之初即设有师范科或师范部，专门收容流亡内地的原沦陷区师范生。教育部在1940年初开始对各国中师范部（科）进行整理，除一部移交后方各省外，其余改为国立师范学校。以1940年3月国立二中师范分校改办国立重庆师范学校为嚆矢，^[81]抗战时期先后有5所国中的师范部或国立中学整体转易为国立师范。其后，一些国中在抗战中后期又陆续恢复或增设了师范分校或分部。1945年时，各国中内办有师范教育的有国立六中等9校。据统计，在抗战期间所建的34所国立中学里，就有22校曾设过师范分校或师范部。与此相似，战时曾经办有职业分校或职业部的国中也有13所之多，其中一部在抗战中期相继移交当地教育厅局接管，而国立第二中学水产部和国立西南中山中学更是分别直接改组为国立四川水产职业学校和国立西南中山高级工业职校。

除国立中学外，很多西迁公私立中学也都办有自己的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如迁至璧山的江苏私立正则学校就同时办有绘秀、绘画、劳作师范等班，^[82]国立社会学院附属中学也曾一次招收社会教育师范科学生250名。^[83]

第三，从对大后方边疆教育的影响来看。西南、西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地区，由于长期远离我国政治经济中心，边疆教育十分落后。抗战时期教育重心的西移，为西部边疆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内迁的专家学者中，不少人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撰写了一批有关边疆教育发展思路的论文，为发展边疆教育提供了学理性的依据。同时，他们还结合地方实际，编印适合当地的教材或简易读本，切实推行边疆教育。许多中小学校的师生更是深入边地，进行讲学或演出。部分中小学还开设了边疆教育课程，对少数民族学生招生采取倾斜政策，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改善，提高了地方教育水平，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四川省的边疆学校在战前只有屏山简易师范1所，在抗战爆发的1937年即新设边民小学9所，1939年又在理番、威州增设省立乡村师范，直至战后全省已有边疆中等学校7所及边疆小学30所。^[84]贵州省政府考虑到省内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特别规定以全省中心及国民学校的1/3专负边教之责。根据战后的统计，贵州省内的独山、都匀、榕江等21个少数民族聚居县里，边民学校多的达到了84所，最少的也有19所。云南省在战时将中甸、麻栗坡等31县划为边教区域，建有边地小学34所，另有维西、滇康、双江、滇越等4所县立初级中学。边疆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民族平等，为各民族的相互团结、共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西南、西北教育现代化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带动西部地区各级各类教育整体进步的同时，大后方基础教育也调整了中国基础教育的空间布局，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有所改变。抗战爆发以前，全国基础教育发展水平呈现极不平衡的状态。特别是中学比较集中于上海、北平等少数大城市及沿海地区，内地中学则相对较少。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创办了大量新的中学，加之国立中学的办理和战区中学的西迁，使得上述不平衡状况有所改善。抗战前只有230所中学的四川，抗战后已拥有中学521所；战前没有中学的西康省，在战后也有24所中学。甚至连恩施这样的边远偏僻的民族地区，也拥有了3所中学^[85]。

6.抗战时期大后方基础教育发展的历史局限

抗战时期，在“战时教育方针”的引导下，社会各界通力合作，使相对落后的大后方基础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在抗战的特殊历史形势下，难免会遇到多种困难和阻力，因此，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大后方基础教育的发展。

先就教育经费而言，“战前二十五年度（1936年）全国小学生平均岁占费为七元整，三十二年度（1943年）为六十二元，约为战前十倍……而公教人员生活费指数即以陪都而论，三十三年度（1944年）六月与二十六年度（1937年）上半年比较，计增加四百一十七倍整，零售物价计增加四百六十八倍，一般费用增至四百倍以上。而教育费仅增六倍至十倍，供求悬绝，顾此失彼，惨淡踌躇，可以想见”。^[86]

再看师资方面，虽然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期间对师范教育较为重视，除组织师范院校西迁外，还在大后方创办了大批国立师范学校，各地方也扩充了数量不少的各类师范学校及师资培训班，并修正了中小学教师检定制度，改善了教师待遇，但相对实际需求来讲，仍未改变师资缺乏的现象。一直到战争结束之时，大后方很多中小学的教师水平不高，不合任职资格，滥竽充数的现象屡见不鲜。以1937年郫县之教师学历结构为例：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占20%，高中毕业的占20%～30%，短期师范学校和师训班毕业者约占10%，其他文化程度的教师约有30%～40%。^[87]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先后六次对代用教师（高中毕业以下程度的教师，笔者注）进行检定，经检定合格后，再由教育厅发给合格教师证。但教师检定常有流弊现象发生，实际上有很多检定合格的教员，并不符合检定的要求。这些无疑都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基础教育发展的实际障碍。

在教育教学方面，训育制度的推行限制了学生的发展自由。国民党政权大力推行所谓训育制度，根本目的就是从各方面对学生进行限制，使学生向着“三民主义”的方向发展，阻碍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惟领袖意志是从，违背了教育的发展规律。再如将“恢复固有道德”、“以党员十二守则为纲”、“将党义融于各科中”的课程指导思想渗入基础教育课程，无端地加重了基础教育的负担。

在教学制度方面，当时为达到义务教育的普及，很多小学使用的是二部制或巡回教学法。与全日制教学组织形式相比，教学时间短缺成为最致命的弱点。如果组织不得要领、安排不妥当，或是教师能力欠缺，都可能使教学质量更为大打折扣。此外，当时的中小学考试制度可谓完全而周密，对于提高学生的卷面成绩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于中小学生，要应付月考、期考、年考、毕业考、会考，经常处于应试的紧张状态，造成压力过重，影响身心的健康发展。抗战期间，人们对会考制度的指责，除了其隐藏着的束缚思想、消灭学生民主精神的政治意图之外^[88]，还有如下几点：一、养成投机取巧的不良学风。会考制度的建立，使得市场上流行起了“考试必读”、“会考指南”、“各科考试回答”之类的书籍。一些人不仅编印历年考试问答以投学生所好，甚至盗窃试题预先发售。学生为了在短时间内准备大量的各种考试，仔细研读课本是不可能的，于是只能取法乎其下，以上述书籍代替课本，甚至为了取得好成绩而不惜作弊。二、严重地伤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在考试之前，学生唯有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考试之后，不免形销骨立，甚至失眠重听，造成慢性神经衰弱。加以社会动荡，个人及社会问题始终盘横脑际，结果使许多人麻木苟且，失去生活的情趣和健康体魄。三、会考不能充分考虑不同课程的特征，一律以笔试进行，重在书本知识的记忆，无法考查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促进学业水平的提高。^[89]这些都影响了大后方基础教育的实际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