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培养长期抗战及战后建国的后续人才，国民政府对于大后方教育的长足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也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其在整体上取得了较大程度的进步，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历史事实。但在另一方面，这些政策还存在着某些缺陷和不足，从而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整体而言，战时大后方的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取得了相当明显的进步。与之相比，初等教育和社会教育虽然也在学生、学校数量和普及比率等方面有较大的增长，但实际质量并没有彻底改变战前的落后局面。此外，国民党当局为强化对大后方教育的管理而采取种种措施，多数对西部教育发展有一定积极影响，但其中也有某些以压制师生民主思想为重点，在具体实施中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和抵制，甚而影响了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

高等教育阶段，高校西迁运动既保存了沦陷区中的教育精华，也大大带动和刺激了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如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等都是以西迁高校为根底创建的。据统计，抗战期间新设于大后方的38所高校中，除7所迁居他地或撤销外，其余31所都永久性地扎根在西部，为战后西部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大后方高校总数由战前的10所增加为战后的40余所，极大地改变了全国高校的分布格局。大后方不少地区的高等教育也正是在抗战期间开始起步，如设于西康的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实现了该省高教事业零的突破。贵阳医学院的设立，也使得贵州省高教事业在中辍八年之久后重新得以恢复。其他省市高校的数量比之战前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些战时大后方新设高校的专业结构，除4所综合类高校外，其余学校以教育类（8所）为最多，然后依次为商科类（6所）、工科类（5所）、医科类（5所）、农科类（3所）、文科类（2所）、边疆及乡村建设类（2所），而法科类、艺术类、理科类高校则分别仅有1所。可以看到，工、农、医、商等类高校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有利于大后方的经济生产与实际民生，而教育类高校的大量增设，则是抗战爆发后重兴高师教育计划的产物。

中等教育阶段，为大后方中等学校发展的最大推动措施的莫过于分区制度的实行。先以中学区为例，1938年12月，教育部向大后方各省教育厅发出通令，责成其考察本省地方的交通、人口、经济、文化以及现有学校等情况后，于省内划分若干中学区。每区内中学的配置以有高、初合设的完全中学1所为原则，无省立中学者，应数县设联立中学或择一私立中学尽先进行整理充实，作为模范学校，每区还应设女中1所。区内教育比较发达及经济比较充裕的县份，还可设县立中学1所，或数县设联合初级中学1所。与之相仿，同年5月颁定《第一次师范教育实施方案》，开始实行师范学校区制度。针对各省市师资需求情况、师范区设置、师范毕业生使用、划一师资培养标准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措施，为大后方中师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大体方向。而职业学校区的设置情况则比较特殊，教育部除通令各省在省内划设职业学校区外，整个大后方更是有大职业教育区的通盘计划，于1939年2月正式颁布《陕、甘、宁、青、川、康、滇、黔、桂各省推进农工职业教育计划》，将上述九省分为西北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川康区（四川、西康）、西南区（云南、贵州、广西），地理范围包括了大后方除新疆外的所有省份。这三类中等学校区制度的确立和推行，不仅使大后方各省中学、师范学校及职业学校数量相对战前有显著增长，而且地区分布也变得更加均衡合理。此外，教育部在1942年对大后方中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比例还作出了如下的规定和调整：第一，各省市中等教育经费，应至少占教育文化费总数的50%以上；第二，各省市初级中等学校新增班级，以能收容当地中心国民学校毕业生人数1/2至3/4为度。全省高级中等学校新增班级，以能收容本省初级中学毕业生人数1/2为度；第三，各省市中等教育经费之分配，应按中学占40%、师范学校占25%（师范生公费待遇经费除外）、职业学校占35%为原则；第四，中学、师范、职业三类学校设校增班比例，初级中等学校部分应为6（初中）∶3（简师）∶2（初职），高级中等学校部分应为2（高中）∶1（师范）∶1（高职）。不难看出，与战前相比，这个计划更加注重于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发展。受其影响，大后方各省市地方师范学校总数由战前的112校增加到战后的249校，涨幅为一倍有余。职业学校总数从战前的40余所增加到战后的191所，涨幅更是高达三倍有余。

初等教育阶段，抗战期间最大的政策调整即为义务教育制度向国民教育制度的全面转轨，使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逐渐合流。这主要是为配合国民政府推行所谓“管、教、养、卫合一”的“新县制”，并不完全符合教育的客观规律及当时的实际情况。国民教育制度对于初等教育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将成人补习教育纳入初等教育轨道，使广义上的初等教育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对常规的小学教育带来了较大的冲击。按照相关规定，大后方地区的大部分小学都相继改称为中心学校或国民学校，分设国民教育与小学教育两部，虽然大多数学校的办学重心还在小学教育方面，但办学思路却受到了明显的消极影响，显得无所适从。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大后方很多小学校连普及基本的初等教育都力不从心，要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责任实在是勉为其难，直接的后果是社会教育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以牺牲常规的小学教育为代价。从当时的统计数字来看，大后方各省小学数和学生数、适龄儿童入学率相对战前确实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入学率一项尤其惊人，截至1945年，陕西、宁夏、西康等省都超过了50%，四川省更是高达80%。但必须指出，虽然战时大后方小学教育的统计数据相当可观，而实际质量却是大打折扣。首先，抗战初期规定的义务教育期限仅有一年，学程如此之短，质量也就可想而知，而当时很多地方又采取了二部制、巡回教学、改良私塾为代用小学等措施，使得当地小学教育的教学时间和教学质量更是无法保证。1940年8月开始施行国民教育制度之后，对义教年限的规定也是非常宽松，直接将其指定为一至二年。虽然中心学校和国民学校的学制年限在抗战后期有所调整，实际上很多儿童仍没有受足四年的小学教育，仅仅只有两年甚至只有一年而已。所以说，战时大后方小学教育阶段的入学率看似不低，但多数学生的在学时间相当有限，只能起到最基础的扫盲作用，并没有真正具备小学毕业生的水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无疑是受经费及师资两方面条件的制约。正如抗战胜利前夕，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所言：“国民教育为各级教育之基础，其问题之严重，实为至可焦虑之问题。论者每以战时教育数量业已发达为言，不知即以质量而言，与建国需要相差尚远。师资之困难已属如此，学校之建筑设备及发展时应有之经费，所需数量之大，无一不足惊人。”^[53]与此相似，战时大后方的社会教育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某些方面的进步可以说是非常明显，但从整体来看，这种进步显然还不够全面深入。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抗战期间当地的学校和社会教育都还存在着种种缺陷，最为特别的即是西康等地的“雇读”制度，就连正规的学校教育都有些流于形式，社会教育更是有名无实。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大后方各级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广泛实行训育及导师制度，这固然有稳定正常教学秩序的考虑，但也有压制师生民主思想的强烈动机，带有非常明显的党化教育特征。众多进步师生对此纷纷表示强烈反感和抵制，并与之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在一些国立高等及中等学校，这种矛盾尤其尖锐。设于贵州铜仁的国立第三中学，建校初始就成立了国民党和三青团等组织，对师生的“过激”思想和行为进行严密监控。该校第二任校长李超英就公开声称自己负有搜集整理学校“异党”活动情况并向教育部呈报的职责，校内的一些进步师生也惨遭逮捕杀害或被迫逃亡。^[54]当然，大部分教育工作者对国民党当局的这套做法颇为不满，也倾向于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如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虽然不太赞成学生发起罢课斗争，但为使他们免受反动派的迫害，每次学潮发生时总是与学生们站在一起。1942年1月，浙大学生为反对孔祥熙而上街游行时，他就毅然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保护学生免受军警的伤害。而曾任浙江大学训导长的费巩教授，更是因为同情学生运动，追求民主自由，被国民党部、三青团、军统、中统、警备司令部等列为“重点防范人物”，在1945年3月被秘密绑架，最终惨遭杀害。^[55]

对于大后方学校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国民党政权视作“洪水猛兽”，绞尽脑汁地力图加以压制消灭，但往往是适得其反，促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根据有关材料的记录，抗战期间大后方各级学校的学潮是比较普遍的，为了扑灭进步师生的民主思想和运动，当局在大肆镇压捕杀的同时，不惜采取停课整顿甚至封闭学校等极端措施。1939年春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发生学潮，致使学校被重新改组，原有教职员全部撤换，学生也必须经过严格的思想审查和政治考核后才能获准注册复课。^[56]而1941年夏秋之际的“重大事件”，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40年12月，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辞职，四川省政府于次年7月改派梁颖文为重大校长，遭到学校师生的强烈反对，梁氏悍然率领保安部队冲进学校武力接收，引发了重大学生的“驱梁运动”。9月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竟勒令解散重大，并当场逮捕学生多人。部长陈立夫对此专门发表谈话称：“近年来，学风之坏，其危及国族前途者，影响至巨……总裁迭次训示，特以四维之教为全国学校共同校训，教部亦三令五申，并严格实施军训及推行导师制，注重训育，期能共信共行，以纳青年于正轨。重庆大学虽属省立，设在陪都，学风良莠实为四方观瞻所系。乃历届更易校长，均起风潮，学生干涉教育行政，法纪荡然无存……进而演成驱逐校长之狂暴行为，悖礼蔑法，殊可痛心。教部鉴于该校学生之屡教不悛，且进而干预法纪，已非专以教导力量所可制裁，爰于本月五日予以彻底解散，严惩主使者及滋事学生，并派员监理……本部对于风气不良之学校悉将予以彻底之整顿，庶今后不容有学生反对师长、破坏风纪之学潮发生。”^[57]此种破坏教育的倒行逆施遭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纷纷发起声援重大学生的活动，迫使当局在9月30日成立重庆大学整理委员会，开始着手复校的过渡措施。直至1942年2月17日，行政院才通过相关报告，明令重大复校。^[58]虽然这次复校斗争以重庆大学师生的胜利而告终，但正常的教学秩序毕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学校停顿也长达近四个半月之久，该校随即也被教育部收为国立。

抗战胜利后，战时迁入大后方的大多数学校开始渐次复员返迁。与此同时，原沦陷区内日伪所办各级学校相继被接收整顿，全国教育事业得以恢复发展，重心也再次移向了华东、华北等战前文教比较发达地区。但是，大后方教育在抗战期间毕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特别重视，大后方教育政策措施的连续性也不可能倏然中断。其实，尚在战争结束前夕，很多具有远见的教育界人士就纷纷提议要在战后继续维持大后方教育的稳定发展，讨论的焦点尤其集中在国立高校地域设置的重新分配等问题上。1945年3月，在重庆召开的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就战后复员事项，“议决战后内迁之各校依照其历史性质及各地实际需要之情形，分别予以迁移调整，务求分布之适宜，不致有过去集中一隅之弊”^[59]。教育界一些著名人士也呼吁：“战后各大学应合理分配，不应重蹈战前集中少数大城市之现象”。^[60]大后方地方政府亦纷纷向中央提出了同样的诉求。如云南省参议会提请教育部：“吾国国立大学多设于京、沪、平、津、武汉，迨抗战军兴相继迁于桂、蜀、滇、黔。刻因战事结束教育复员，内迁各校纷纷迁回故址。窃以为在此时期，应宜统筹全局，妥为分配，果属环境需要之已迁者不妨仍留新址，即需迁去者亦不必尽返原地，应以因地制宜使各地大学教育得平均发展，庶不致使交通便利之处学校密集，人满为患，边远之区则千里负笈，求学艰难……是以国立各大学之分配区域应请妥慎选择，趁迁校以前为适当处置。”^[61]这些意见在战后的高等教育调整措施中得到了具体的回应，如战时新设于四川的六所“国”字号高校里只有国立边疆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两校迁往江苏南京，其余四校中的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早已冠以西部地方之名，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也留川续办。战后除部分国立高校整体留守大后方外，一些西迁的公私立高校在本校复员的同时，也为大后方留下了再设新校的火种，如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国立东北大学留川部分改建川北大学，光华大学的成都分校独立为私立成华大学，朝阳学院留渝部分改建私立正阳法学院，复旦大学留渝校友也在重庆复大旧址上建起了私立相辉文法学院。与之类似，战时创设于西部的各类国立中等学校也有不少在战后继续留驻当地或移交地方接办。可见，国民政府对于大后方教育的长足发展还是给予了较多的重视，为其在战后的持续进步奠定了相当的基础。若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应该可以取得更好的成就。但令人惋惜的是，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权却无视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悍然挑起全面内战。在此形势下，国统区内的教育经费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加之为反对当局的倒行逆施，广大师生纷起展开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当局到处忙于扑灭压制频频发生的学潮，封闭停办学校、迫害进步师生的现象比抗战时期更加严重。如此种种，迫使很多学校的正常教学完全难以保证，大后方教育较之抗战胜利之时，实际上出现了普遍的倒退。

【注释】

[1]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58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25页。

[2]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58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29页。

[3]崧：《抗战根据地的西南》，《申报》1939年11月12日。

[4]芒：《西北的轮廓》，《申报》1939年11月26日。

[5]《国难中的东北教育》，《申报》1934年7月19日。

[6]《极力养成东洋复兴人材》，《盛京时报》1937年11月3日。

[7]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　总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0页。

[8]吴南轩：《抗战以来的复旦大学》，《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1941年1月。

[9]《教育文化史的新页》，《教育杂志》第27卷第9、10号合刊，1937年10月。

[10]汪家正：《抗战期间教育设施的总清算》，《东方杂志》第42卷第17号，1946年9月。

[11]《陈部长谈今后教育方针》，《教育通讯》第1卷第1期，1938年3月。

[12]《改革战时全国教育　教育部短期内发表方案　陈立夫飞渝今就教长》，《大公报》1938年3月7日。

[13]《组织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教育通讯》第1卷第1期，1938年3月。

[14]《陈教长就职　发表今后教育方针》，《大公报》1938年3月8日。

[15]《建设西南之初步》，《中央日报》1938年9月23日。

[16]魏永理著：《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17]《趁战时建设西南西北》，《大公报》1937年10月5日。

[18]《西康建省的意义》，《中央日报》1939年1月10日。

[19]《陈立夫告海通社中国努力教育　半数以上学校被摧毁　在内地各省重行建立》，《申报》1939年7月12日。

[20]陈立夫：《祝望西南教育界》，《中央日报》1940年1月21日。

[21]蒋介石：《希望各地社会人士充裕教费尊重教师》，《中央日报》1940年1月17日。

[22]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　总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69页。

[23]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　总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81页。

[24]《全国教育会议昨闭幕　开大会十次通过议案四百余件　决以蒋委员长训词为指导原则》，《中央日报》1939年3月10日。

[25]《全国教育会议宣言全文》，《中央日报》1939年3月10日。

[26]陈礼江：《民国二十八年中国教育的回顾》，《教育杂志》第30卷第3号，1940年3月。

[27]《教育学术团体年会研讨完毕圆满闭幕》《今后各级教育之建设　教育学会拟定具体计划》，《中央日报》1942年2月10日。(www.daowen.com)

[28]《上年度各省市教育工作总检讨》（一），《中央日报》1943年6月25日。

[29]陈立夫：《一年来之教育》，《中央日报》1944年1月1日。

[30]《七年来教育行政之检讨》，《中央日报》1944年12月7日。

[31]《教育部推进各地抗战教育工作　订定注意事项　训令教育机关切实遵办》，《申报》1939年6月9日。

[32]《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设战时教程》，《申报》1939年5月18日。

[33]这里的国立交通大学实指原国立交通大学的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与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两院于战初在湖南湘潭合并，1938年5月再迁湘乡，1939年1月迁贵州平越。1942年1月改称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原在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本校迟至1941年才正式迁往重庆。

[34]《教育部军训部加强学生军训》，《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3年1月22日。

[35]《教部令设战时课程》，《教育杂志》第29卷第7号，1939年7月。

[36]《全国高教教员学术研究　战前研究各类专题已有结果　战后研究配合抗建实际问题》，《申报》1940年10月2日。这里的“战后”实指“抗战爆发之后”。

[37]《教育部编订中小学校战时教材　以适应抗战需要为主旨　公民国语等已陆续出版》，《申报》1940年4月11日。

[38]《发动全国知识分子办理民众教育　灌输抗战建国必要常识　教部订定办法通饬各县市遵办》，《中央日报》1939年9月15日。

[39]《教育部令川教厅改进中等教育》，《教育通讯》第2卷第47期，1939年12月。

[40]《教育界的指导原则》，《中央日报》1940年2月21日。

[41]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　总述），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355页。

[42]《西康小学生的一封慰问信　敲瓦子得款十六元　呈献政府购买子弹》，《中央日报》1939年2月11日。

[43]李家贤：《抗战时期的腾冲教育》，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省文史书店1994年版，第16-17页。

[44]《国立贵州师范兼办社教近况》，《教育通讯》第3卷第48期，1940年12月。

[45]《学生寒假宣传兵役举行扩大宣传周　渝各大学生已下乡工作》，《中央日报》1940年2月5日。

[46]《学生踊跃从军　陕南小学生亦请缨》，《中央日报》1944年1月14日。

[47]《省立云南大学招生广告》，《申报》1937年8月16日。

[48]《教育部继续筹划收容战区失学学生》，《教育通讯》第4卷第21期，1941年5月；《教育部令各省添设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或原有中学增加班级收容战区学生》，《申报》1941年9月22日。

[49]《战区中小学生膳费已由主管方面分别酌增》，《教育通讯》第3卷第19期，1940年5月。

[50]《教部派教师八十名赴滇服务》，《教育通讯》第1卷第28期，1938年5月。

[51]《参加院长会议各院长名单》，《中央日报》1939年10月16日；《战时儿童保育工作》，《中央日报》1939年10月18日。

[52]邓颖超：《继承和发扬抗日烽火中育才的光荣传统》，全国妇联编：《抗日烽火中的摇篮——纪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53]朱家骅：《今日之教育》（下），《中央日报》1945年7月21日。

[54]傅顺章：《抗战时期的国立第三中学》，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贵州省文史书店1988年印行。

[55]李华超，洪星：《浙江大学在湄潭》；毛正堂：《费巩教授失踪之后》，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贵州省文史书店1988年印行。

[56]余国铸：《记国立贵州师范学校》，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贵州省文史书店1988年印行。

[57]《教育部下令解散重大　学风不良彻底整顿　严惩主使滋事学生　陈部长谈处理经过》，《中央日报》1941年9月6日。

[58]伍子育：《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大学》，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省文史书店1994年版，第72-78页。

[59]《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决定各校复员问题》，《中央日报》1945年3月3日。

[60]《战后教育方针　张伯苓谓须以“公能”为指针　梅贻琦称战后大学应合理分配》，《中央日报》1945年3月8日。

[61]《滇省参议会呈部主张分配国大所在地点并规定交换教授办法》，《申报》1945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