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免遭日寇的疯狂破坏和奴化改造，大批不甘沦为亡国奴的战区师生纷纷向大后方撤退转移。通过组织战区高校内迁、创设国立中等学校阵营、设置战区教师服务团、办理战时儿童保育院等举措，大后方为这些流亡师生及儿童提供了较为安定的教学和生活环境，从而保存了全国各级教育事业的有生力量，延续了我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宝贵进程。

抗战初期，为避免战区教育事业遭受更大损失，国民政府紧急颁布《战区学校处置办法》，通令战区学校向内地迁移，并要求内地各教育行政机关尽量予以协助和方便。高等教育方面，平、津、沪、宁等地的一些重要高校从1937年8月陆续退往大后方各地。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还专门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具体负责全国高校的迁建工作。与某些中等及初等教育机关的内迁有所不同，当时战区高校几乎是整体性的迁移，多数的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都遵令或自发地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西迁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先后迁入大后方的战区高校就有近80所之多。其中一些高校本因损毁严重而暂时停顿，但随后在部分师生的努力下，克服种种困难来到大后方复办，得以浴火重生。资料显示，战时曾一度停顿，后在大后方复办的高校有：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江苏省立蚕桑专科学校、私立燕京大学、私立齐鲁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私立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1940年在重庆再次停办）、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另外，有少数高校，如私立光华大学、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在沦陷区的校本部虽然未曾西迁而被迫停顿，但在西部设立的分校却使其命脉获得延续，弦歌不致歇绝。

对于战区迁来的高校师生，大后方原有高校给予了无私的援助和支持。抗战初期，南京的私立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山东济南的私立齐鲁大学，江苏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等几所教会大学及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陆续西迁成都，当地的华西协合大学竭尽全力，除将部分宿舍、教室让出外，还另新购房屋以供友校使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西迁各校的教学及生活需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在北平的私立燕京大学、私立协和医学院部分师生也辗转来到成都复校，同样得到了大力的支持与援助。抗战期间，华西协合大学共接纳战区西迁的五所大学及两所大学之一部，其所在的华西坝也成为当时名震西南的“文化四坝”之一。此外，对于部分无法赶到本校迁在地，或因本校已经停办而无“家”可归的战区流亡学生，大后方一些高校也尽量给予接纳。距平津沦陷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地处西南边陲的省立云南大学就明确表示，愿意接收“凡在国立或曾经教育部立案之大学修业一年或二年之上学生，经审查可插入相当班次报名”^[47]。

国立中等学校的设立，改写了“中央向不直接办理国立中学”的历史，实为战时中等教育应变中的一大创举。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创办了34所国立中学、24所国立师范学校（包括国立边疆师范学校）、17所国立职业学校（包括国立边疆职业学校），其中大多数都设于大后方各地。这些学校设立的最初目的为收容战区退往后方的流亡师生，如贵州铜仁的国立三中，主要接收京、沪、浙、苏、皖、赣等地退往湘黔边境的中学员生，而四川阆中的国立四中，接收的对象主要是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等省的中学员生。国立中等学校体系的建立和充实，不仅救济收容了由战区流亡后方的大批中学师生，也带动了大后方中等教育的共同发展。教育部在积极扩增国立中学的同时，还令饬大后方教育机关对此尽量予以协助。1941年即两次通令各省教育厅“应就原有中等学校增设班级，其委实不能容纳者，另行增设临时班级，以便收容，继续施教”，所需开办费、经常费及学生膳食等费也全部由教育部下拨。^[48]说到费用，由于教育部在抗战时期实行“公费制”和“贷金制”，特别是《国立各学校学生膳食费用补助办法》公布后，不论收容于国中，还是分发到地方中学的战区流亡学生，读书都不用花什么钱：国中的学生除了免除各项费用外，并给以伙食费、制服费和书籍费，全部由教育部补贴；地方中学里的借读生，则是中央与省方各付半数，在物价比较高的地方，还给予特别增加，“以期学生均获饱食”。^[49]通过大后方教育机关和学校的有力配合，多数战区流亡后方的中学师生都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安置。(www.daowen.com)

在开办国立中等学校的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还设立登记处，专门收容战区撤退的中小学教师，并将其组建为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继续进行基础教育服务。至1940年，已先后开办服务团10个，其中8个位于大后方地区。此外，更多的战区中小学教师也通过教育部直接分配于大后方各省市教育厅安置使用。如1938年9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感到云南僻处边远，教育极为落后，特别指示发给收容的80名中学教师薪金及路费，指派赴滇工作。^[50]而大后方各省市在抗战时期为发展基础及国民教育，正急缺大批师资，自然对收容救济战区教师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方便和支持。从1941年开始，各服务团团长都是由所在省份教育厅厅长兼任，教育部也于1943年1月起将收容工作转交各省市教育厅局自行办理。此后，教育部又抽调各团精英，在宁夏、西康两省成立边疆教育工作团。据统计，自抗战爆发直至结束，教育部总计登记收容战区中学教师6976人，小学教师11631人，共计18607人，既为沦陷区战后教育的恢复发展保留了元气与火种，也使得西部教育在师资缺乏的情况下，注入了一股有生力量而受益匪浅。

战时儿童保育院的设立，实为抗战期初等教育政策中特别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华中等大片国土相继陷于敌手，沦陷区内的民众流离失所，其中有大批的孤儿和难童无依无靠，亟待救援。为保存抗战救国的后续力量，国共两党连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1938年3月共同发起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决定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大后方地区设立保育院，抢救并保育战区的难童。至当年年底，全国已有保育院26所，其中10所即在四川省内。到1939年10月第一届儿童保育院院长会议开幕时，保育院总数共达48所，多数都位于大后方各地。^[51]抗战期间，战时儿童保育会共收容救济儿童29486名，使这些在战火中失去家园、失去父母的儿童获得了安定的环境，弱小的生命得以延续和保护，也为全国教育事业挽救了大批的后备生源。在纪念保育会成立五十周年时，邓颖超对当年保育院的历史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当时保育院的儿童，现在都已长成，有的成为艺术家、工程师、教授，许多成为各条战线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有的已成为党政领导。”^[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