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支持全国抗战事业

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支持全国抗战事业

时间:2023-11-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日军对滇黔桂等省的进犯及敌机对后方重庆、昆明等城市的频频空袭,都使得当地学校教育受到了不小的损失,也进一步激起了大后方师生抗敌救国的同仇敌忾。可以说,大后方教育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抗战事业的最终胜利,还直接支持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支持全国抗战事业

虽然按照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指示,抗战期间大后方教育须以持续稳定发展为首要任务,但战时毕竟不同于和平时期,国民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仍相当重视和强调抗战精神和国防知识的培养,这也是时局发展之必然。战前国民政府对日实行的“忍让和戎”政策并没有带来和平,中日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全面爆发,面对日寇节节紧逼的嚣张气焰和大片国土相继沦陷的惨痛局面,就连蒋介石也一改最初彷徨犹豫的心态,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抗日宣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职责。”对此,大后方的爱国师生当然不能无动于衷。日军对滇黔桂等省的进犯及敌机对后方重庆、昆明等城市的频频空袭,都使得当地学校教育受到了不小的损失,也进一步激起了大后方师生抗敌救国的同仇敌忾。凡此种种,都决定了大后方教育必然要为抗战的需要作出某些调整,这也在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后方教育政策中有所反映,注重爱国精神的培养、增加战时课程的分量等措施,即是其具体表现。对于广大师生的反日意识,当局从战前的强行压制转向战时的积极鼓励,也使得大后方各级学校师生抗敌的救国热忱不断高涨,虽然学生的年龄和程度各不相同,所在学级和专业也有差异,但或多或少地都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作出了自己的直接贡献。

经济、物资方面,首先表现为当时各校普遍开展的献金运动,广大师生不仅走上街头向社会各界人士募集捐款,而且还纷纷慷慨解囊,抽出自己本已非常微薄的薪金或补助来支持前方的抗战。如四川大学学生在抗战爆发伊始就先后自发组织了“声援华北抗战大会”、“学生抗敌后援会”、“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等爱国组织,走出校门在成都及附近地区积极募捐,并影响和带动了同在蓉市的华西协合大学、光华大学等兄弟院校,共同掀起了四川高校献金活动的高潮,其中不少教师还主动捐献出一个月的薪水。西康会理县立第四初级小学的全体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当地修筑马路的劳动,得到了国币十六元的报酬。他们将这些钱全部呈献相关部门作为前线将士添购子弹之用,并且还附书一封:“我们很希望瞄准敌人打,百发百中,添一粒子弹,多打死一个倭鬼子,替那殉国的忠勇将士、惨死的同胞们出一口气……”[42]孩子们的天真童稚及对日寇的仇恨跃然于纸上。云南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的学生虽然深处西南边陲,但对支持抗战同样不遗余力。该校女生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进棉花布料,赶制棉背心五百余件献给前线将士。[43]对于抗战物资的筹集和保证,大后方教育的直接贡献尤其表现在紧缺军用物资的研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外物资的供应通道几乎被全部切断,汽油的供给尤为紧张。根据军令部的要求,重庆大学等高校纷纷展开研究试验,先后试制出了以柴油桐油、酒精、木炭煤气等代用品为燃料汽车,从而缓解了燃眉之急。

精神动员方面,向民众积极宣传抗日精神、激发爱国情绪,进行兵役宣传、慰问军属等活动,是大后方各级学校普遍开展的日常活动。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就多次组织学生为出征军人家属捐献现金和义务耕种田地,所用农具、耕牛及伙食都由学校自备,还利用假期将全校师生分为若干队前往附近地区广为开展兵役宣传。[44]在陪都重庆,各级学校于1940年2月4日召开筹备会议,一致同意将当月9至15日定为“重庆市学生寒假扩大兵役宣传周”,开展出征军人家属恳谈会、兵役演讲会等活动,并为此专门发行宣传的刊物。渝市各高校学生则纷纷组织小队分赴附近乡镇进行宣传和劳军活动。对于学校的此类活动,当地政府亦相当重视,并指示:“各学校办理成绩将由该筹备会派员考核,由社会局列入各校本期考(核)成(绩)之一。至(于)各学生担任宣传事宜,由各学校校长切实监督考核,如有奉行不力者,得呈报予以留级、扣分等处分。”[45](www.daowen.com)

除在后方进行物质和精神各方面的支援外,大后方学校不少师生还响应征召或自发请缨参军参战,走上抗日的最前线。但这并不等同于所谓“焦土抗战”,而是以保证后方教育的正常发展为前提。其实高中及以上程度的学生在学识、心智和体力诸方面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能够为军事斗争作出自己的直接贡献,而且抗日战场其实也需要一批科技文化素质较高的各类专门人才。国民政府在征调学生参军参战时,还是有着相当明显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也比较注重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如分配外语专业学生为盟军担任翻译工作,医护专业的学生则从事战地救护治疗等。据有关资料反映,抗战时期仅被征调的高校生即达3600余人。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后方各级学校师生主动请缨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西南联大迁居昆明期间,仅加入青年军和空军者先后就有300多人,另有400多人在战时充当军务译员。1944年初在陕西境内,国立第七中学、省立汉中师范学校、省立城固中学、私立文治中学等多所学校的师生纷纷请愿入伍,就连“僻处山野”的陕南留坝中心小学的七名小学生也要求参军抗战。[46]虽然他们年纪尚小,这种行为并不值得过分鼓励,但其爱国精神和抗敌勇气却是可嘉可赞。1944年豫湘桂战役失利后,日军先后串入广西、云南、贵州省境,在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下,后方大批热血青年相率共赴国难。到1945年2月,先后编成序号从第201师至第209师的9个整编师,组为中国远征军第6军、第9军、第31军,走出国境参与滇缅会战,为收复滇西和缅甸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批从军青年中,就有众多自愿入伍的大后方师生。可以说,大后方教育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抗战事业的最终胜利,还直接支持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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