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在全国其他地区大部沦陷的情况下，大后方的西部地区已然成为抗战建国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国民政府当局乃至社会各界对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前提，大后方教育在抗战期间得以沿着稳定的方向持续发展，将战争带来的消极影响降到了较小的程度，与战前相比较不仅没有出现滑坡，反而借助相关政策及教育西迁运动的支持，取得了明显的发展与进步。大后方教育重要地位的落实，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大后方不仅为沦陷区流亡师生提供了较为安定的教育场所，也是抗战人才的重要来源，对战时国防教育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次，凭借整合内迁教育资源、扩充国立学校阵营、督促地方教育发展等措施，大后方各级各类教育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充实提高，成为全国教育之重心所在。最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出于对大后方教育的重视，也采取多种手段，在各方面加强了统一管理和控制。

1.大后方教育对抗战重要性的体现

虽然国民政府要人们一再强调战时的教育与平时并无本质的不同，“战时须作平时看”也被当局确立为抗战期间教育的最高宗旨并得以强化和延续。但战时毕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和平时期，“战时须作平时看”方针也是针对所谓“焦土抗战”的论调而言，意在避免玉石俱焚，保存民族教育的有生力量，培养战时抗敌和战后建设的后继人才。单就西部地区而言，虽在整体上属于抗战的大后方，但也并非全然没有受到战火的直接影响，如绥远早在抗战初期就已大部陷于敌手，西南的广西、贵州两省也在抗战中后期屡遭日军侵袭，当地的文化教育因此大受影响，促使不少学校朝着更安全的西部腹地迁移。面对中日矛盾全面激化、毫无回旋余地的现实情况，耳闻目睹倭寇令人发指的暴行，抗日救国不仅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责任，也是全体教育界人士和学校师生的迫切愿望。通过某些战时的特殊调整与应变措施，大后方教育对全民抗战也日渐体现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召开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决议精神，随即制定了抗战时期教育的十四点注意事项，其中除“教育原理不得因战时有所变更”和“努力教育正常设施”这两条基本准则外，其余十二点都与抗战有着较直接的联系，分别为“精神动员”、“设战时讲座”、“战时服务”、“特殊训练智识技能”、“增加战时补充教材”、“厉行军训”、“民众战时特殊教育”、“战时服务教育”、“加速培养战时需要人才”、“应有特组机关”、“提高战区教育工作人员待遇”、“救济战区中小学教员”等。^[31]从这些注意事项实施的具体范围来看，或多或少地对各级各类教育都有所涉及，但由于学生年龄和智力、体力等方面的差异，具体的开展措施也就各有侧重。

在高等教育阶段，无论教师和学生都是各级教育中程度最高的，能够为抗战作出贡献也最直接和突出，但这并不仅仅意味着需要其直接参战，更体现在为国防军事、经济建设各方面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服务。1939年5月，教育部通令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注重战时课程，遵循“删去不重要科目、在现有科目中增入特殊教材、设置特种教学科目、设置特种研究科目”这四条原则办理。^[32]各高校接到指令后，共设有各类特种课程28种，其中兵器学、战时救护、军事看护等科目直接与军事有关，战时经济、战时财政、移民垦荒等则主要是为后方的经济建设服务，在教育学科方面还特别设有战时教育、军事心理学、战时中小学课程研究等三种。这些开设战时课程的高校，基本上都原在或已经迁入大后方地区，如增设航空系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交通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及国立西北工学院等四所高校当时就分别位于川、黔、滇、陕四省。^[33]为增强大学生的实际军事锻炼，教育部还特别规定专科以上学校一至三年级的学生均增设军事训练课程，“每周三小时，其中术科两小时，学科一小时”。^[34]迁至四川三台的国立东北大学，就将学生按专业分为政治训练、工程训练、军事通讯、军事工程、军事机械、军事化学、救护训练等班级，利用课余时间加紧训练。^[35]除增加学生战时课程的学习外，教育部还督促奖励高校教师积极进行相关研究，指示“除研究纯粹学术外，尤应随时研究各种实际问题，以配合抗战建国之需要”^[36]。截至1940年秋，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省立甘肃学院、私立金陵大学等17所高校的研究工作已初见成效，项目总计多达110余件，涉及范围包括酒精代汽油、油类吸收毒气、西部军事地理研究、抗战史料编辑等国防课题，也有川边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垦殖问题，西北民族研究，四川之土地利用及人口分布等大后方建设项目，而这17所高校当时基本上都处在大后方地区。

在基础教育阶段，由于中小学生的基本任务还是学习普通文化知识，其年龄和学识程度还不足以直接从事精深问题的研究或学习。所以相关教学活动主要是围绕培养抗战精神和传授国防常识进行，但一些教学水平和学生质量较高的中学也自发地积极组织开展了简单的国防实践工作，如信号弹、防毒面具的制作等。教育部下设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适应抗战时期之需要，而以补充现行各种教材之不足为主旨”，还专门规定了“使学生了解抗战建国之意义与目的，以激发其爱国热忱”等五条原则，并开展了战时教材的广泛征集和发行工作。^[37]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抗战精神与常识的学习，基本上都是贯穿于各中小学常规科目，如公民、国语、地理等课程中穿插进行，只是增加了相关内容的分量，并没有对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较大的影响。

在社会教育方面，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教科用书编审委员会内增设民众读物组，专门负责社教用书的编写工作，涉及的具体内容多与抗战有着密切的直接联系，或是揭露日寇的暴行，提醒大家勿忘国耻，或是着力宣传抗战形势，唤起必胜的信心，还有一些则是介绍基本的国防常识和技能。1939年颁布的《发动全国知识分子办理民众教育暂行办法》，也特别指出须以“灌输抗战建国之必要常识”为重要目的。^[38]作为战时民众教育的示范力量，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汇聚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礼乐馆、国立西北图书馆、国立甘肃科学教育馆等“国”字号社教机关。教育部直属的实验巡回歌咏团、巡回戏剧教育队、民众教育巡回施教车、社会教育工作队等组织团体，也广泛活跃于西南、西北各地。

除上述针对抗敌需要而作的直接调整外，为保存沦陷区教育的有生力量，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在战时大后方采取了一些非常的应对措施，如督促组织战区高校西迁重组，为安置流亡教师而成立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和工作团，为收容失学学生而组设国立中学，为救济青年学子而实施公费和贷金制度等。这些措施的初衷本是为了收容救济战区西迁的师生，但也对大后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实际上主要是为西部的初等及社会教育服务，各战区高校西迁后生源也逐渐偏向西部，国立中学的情况与之颇为类似，而公费和贷金制度也惠及了众多大后方的清寒学子。

2.大后方教育体系的日渐充实

由于国民政府当局将西部视为培养长期抗战及战后建国人才的重要基地，除进行战时必要的调整和应变外，更注重于长足的发展，要求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对战前都能有所改善，为此也制定了不少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使大后方教育体系得以不断充实。因相关详情将会在本书其他章节中依次详细说明，这里仅择其要点作一概述。

高等教育阶段，国民政府教育部借着战区高校西迁的机会对其进行了合并和重组，改组后的部分高校即冠以西部地方之名并由此永驻西部地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这一系列“国立西北”高校，均是由华北迁入陕西的原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为根底创建，经西北联合大学这一过渡阶段后方才最终独立。另如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后改组为国立贵州大学）等抗战爆发后新设的“国”字号高校，除国立性质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初创之时都以西部地方冠名，这就意味着将来也会长设西部。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的督促和扶助下，西部的省立、私立各类高校数量也在战时获得了较快的增长。据统计，抗战时期共有38所高校新设于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各地，其中四川（含重庆）17所，西康1所，贵州3所，云南2所，广西3所，陕西10所，甘肃1所，新疆1所。此外，还有近80所高校曾在战时迁入大后方各地。

中等教育阶段，中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这三者的发展轨迹颇有类似之处。其一，在国立学校系统中分别设置了34所国立中学、24所国立师范学校（包括国立边疆师范学校）、17所国立职业学校（包括国立边疆职业学校），其中大多数都设于大后方各地。这些国立中等学校既承继了战区教育西迁的有生力量，也吸收了大后方教育的原有成分，并且不少学校都先后整体或部分划归西部地方教育行政体系，或是以国立的形式留存西部。其二，为督促地方中等教育的发展，陆续在大后方各省实施了划分中学区、师范学校区、职业学校区的制度，并且为此分别制定了较为详尽具体的发展规划，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视察督导制度。其三，直接插手大后方地方中等学校的具体设置和教学事务。如教育部1939年底指示川省教育厅，“川南各地，苗民甚多，而入中学者少，宜再设若干公费学校，而联络民族感情”，“今后添设省立学校，应以边区为先”等。^[39]1943年，南充私立育才高级职业学校、陕西省立三原工业职业学校等地方职校也接到教育部的指令，要求其尽快设法增办水利职业班，加速培养地方中等水利人才。其四，针对大后方中等教育原有基础薄弱、经济落后的现实情况，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在办学经费、师生待遇等方面给予扶助。

在初等教育阶段，抗战期间最大的调整莫过于义务教育制度向国民教育制度的转轨。以1940年3月颁布的《国民教育实施纲领》为标志，全国开始分期推行国民教育制度，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真正在抗战期间得到全面贯彻的也基本上为大后方各省市。这套制度是当时国民政府大力推行的“新县制”的配套产物，其核心即为所谓的“管、教、养、卫合一”体制，教育部也随即将原普通教育司分设为中等教育司和国民教育司，由后者专司其职，采取“行政三联制”的原则来加强管理和监督，经费方面则通过分发“国民教育中央补助费”、设立地方国民教育“特种基金”的方式来加以保证，师资方面也采取了诸如检定培训小学教师、提高其物质待遇及社会地位等措施。当时的国民教育实际上包含小学教育及成人补习教育两个组成部分，两者的受教对象在年龄上有较大的差异，但教学程度同属于初等教育层次，学校设置、经费来源、行政管理等方面也有着很多共通之处，这也是国民教育制度的一大特征。虽然战时的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毕竟不能混为一谈。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达到“普及文化，扫除文盲”的目的，对大后方的社会教育还另外制定了一些专门的政策措施，如培养地方基层社教人员、督促地方政府及各级学校办理社教、组织编辑社会教育用书等，并在战时陆续开展了戏剧教育与电化教育、识字教育与国语教育、补习教育等社教运动。(www.daowen.com)

3.大后方教育管理的不断强化

“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整体方针确立后，为适应战争时期的特殊形势，国民政府对大后方教育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应变，同时更加注重于其长足的发展。为达到这两个目的，中央政权逐渐加强了对西部教育的管理和控制，特别是国府西迁重庆后，强化了对西部各种事权的统一管理，在教育方面也不例外。这主要是为了便利中央的教育方针政策能得到更好的贯彻和落实，当然也含有全面控制各级学校的用意。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节节失利，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固然与当时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的差距有关，但不可否认，由于蒋介石在战前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及“忍让和戎”政策，对红色根据地多次组织“围剿”，对日作战准备不足，也大大消耗了本国军队的元气，“兄弟阋于墙”的后果使外人得利。然而，惨痛的现实并没有使蒋介石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反而将失利归结于其他因素，对抗战之前的教育大加责难，批评其抛弃中国固有的德性和民族精神，培养的学生不是真正的中国人，对社会、国家、个人都毫无益处，使得强敌入侵而无力反抗，这样的教育是亡国的教育，是灭种的教育等。由此，他提出以“四维”、“八德”来重新塑造教师和学生的精神，以国民党党员守则和蒋式三民主义来约束学校教育，并特别要求加强对各级学校的管理和监督。如1940年2月，他曾对全国各大中小学校长发出通电，规定今后各级学校校长及教职员的职责应该是：“一、指导学生思想；二、陶铸学生品性；三、管理学生生活；四、锻炼学生体力；五、健全学生人格。换句话说，就是由普通知能方面的教育，进而到德智体全面的教育，训练青年们个个成为一健全的公民、忠勇的斗士、干练的领袖。这样，教育界才能尽到‘供给国家以抗战建国之基干’的责任，才能促中国光明的到来。”^[40]

先从高等教育管理的加强来看，早在战前，针对全国高校各科发展不平衡及院系设置相对重复的情况，国民政府当局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有了加强高等学校统一管理的动议，但并没有开始真正的全面落实。抗战爆发后，战区高校纷纷西迁，西部也陆续新设了不少高校，全国高等教育格局出现了急剧的变化，从而为实现上述调整计划提供了客观的便利条件，教育部也开始更多地插手高校具体事务，在扩充增设直属国立高校的同时，也就招生、院系和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加紧了统一管理的步伐。

其一，增设扩充国立高校阵营。首先，战区中的原省立、私立高校迁入西部后，整体或部分改并为国立性质的就有十余所之多，这也是西迁高校调整改组过程中的一大特征。更重要的是，抗战期间新设于大后方的38所高校中，国立者就占到了20所，另如重庆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甘肃学院等大后方原有省立高校也在战时相继被教育部收为国立。

其二，实行高校统一招生政策。早在战前的1932年，教育部即开始对各高校招收文科类新生的数量有所限制，1934年更是明确限制专办文科之高校中每系招收新生及转学学生数额均不得超过50名，但实际上直到1938年《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出台后，统一招生政策才开始得到实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制度还不够全面和彻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常明显的战时特征，如参与的高校基本为公立高校，实施区域主要为大后方各省市，真正实行的时间也只限于1938至1940年。

其三，统一高校院系课程设置。1939年夏颁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通令高校所设学系名称必须整齐划一，同时也规定了各高校内设的文、理、法、农、工、商等学院下辖各系的具体名称。经过这次调整，理、工、农、医等院系所占比例大大增加，初步扭转了战前高等教育各科发展不平衡的态势，也为抗战期间大后方工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用。除此之外，战时高教系统内比较大的调整措施还有创设高等师范教育体系、开办大学先修班和专修科等。在对高校院系进行划一整理的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加快了大学课程及教学用书统一设置的步伐，于1938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会后即陆续公布了文、理、法、师范、农、工、商等学院的必修及选修科目表。

至于大后方的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国民政府当局在战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加强监督管理，其中以推行训育制度、完善视导监督体系、编订课程及审查教材这三项最为主要。

抗战期间，为了监督控制师生的思想和言行，在蒋介石的亲自干预下，1938年至1939年，《青年训练大纲》和《训育纲要》先后出台，各级学校的训育制度也由此相继展开，并在战时得到了普遍的强调和重视。这一制度在内容上包括信仰训练、德行训练、生活训练、服务训练等要项，实质上都以蒋介石所标榜的“四维”、“八德”为其核心，并以导师制作为贯彻落实的主要保证。如中等教育方面，《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规定每年级设导师一人，由校长聘请专任教员担任。每学期开学时，由教导处制定训导计划作为实施训练的依据。各年级导师对于学生的思想言行、学习情况等方面都具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甚至有直接开除学生的权力。小学阶段的训育标准虽然还没有如此严格，但在指导思想上却并无二致。

除以训育制度和导师制加强学校内部管理外，国民政府也强化了中央及地方的教育视察和督导体系。教育部在战前虽设有相关机构，但仅有十名工作人员，且职权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和分工，抗战爆发后又全部被抽调办理收容流亡师生登记、组设战区教师服务团等，致使正常工作中断了一段时间。上述事务告一段落后，中央教育视导制度旋即恢复并得到了显著加强，《教育部视导规程》《教育视导室办事细则》《教育部督学服务规程》等专门法规相继出台，使得中央视导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就具体实施来说，1940年教育部恢复设置督学室后，确定了其对专科以上学校、国立社会教育机关及各省市地方教育的视导计划，同时采取定期视导与特殊视导两种形式。其中定期视导又包括分区视导和分类视导两项，都以每年普遍视察一次为基本原则。特殊视导则是相对定期视导而言，即根据教育部部长或次长的命令展开的临时性视察。这些工作基本由督学、视察员等专职人员具体承担，有时也根据需要聘请部内外其他专家共同参与。可以说，战时建立的这套视导制度相当全面和完善，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真正大规模的视察活动也多限于大后方地区。如1940年下学期教育部派出督学多人，会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三青团等合组视察团，赴川、滇、黔、陕、甘等省督导各级教育。1945年上学期的三个高等教育视察团也是分别为督察四川、陕甘、云南各地的高校而组设。至于西部的地方教育视导机构，根据1942年各省市教育视导会议的规定，省市教育厅局都须下设督导室来全面主持本地教育视导事宜。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订定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专门提到了整理中小学课程及教材的要求，这一政策也在战时得到了不断的贯彻和强化。如1941年教育部就召集专家修订中小学课程标准，并加紧进行编订和征集教科书的工作。1942年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归并于国立编译馆后，编辑方法及思想内容等方面的审核更为严格。教材草稿完成后先由编译馆有关人员加以校订，然后呈交教育部核定付印暂行本，再召集教育专家分别举行修订会议，最后经过全体编辑人员的参酌修订，暂行本才能最终发行。蒋介石本人就对这方面的工作都非常重视，曾亲自对中学教材的编订原则发出过三点指示：“一、伦理科目以春秋礼记材料为中心；二、农村生活为国民生活之本位；三、自然科学之浅说与注重机械之原理与常识，分别选拟，各科有完整系统，每课有中心思想，文字求清浅生动，标图求正确丰富。至于各科法令统计数字，均根据最新最可靠之资料，课本内有一课或一节与某机关团体有关系时，应分别抄送审阅，以期无误。”^[41]由此可见，除学科知识的传授外，教材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受到了更为特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