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开幕，这是抗战期间关于文化教育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就是具体“讨论抗战建国时期教育实施方案”。^[22]国民政府高层对此次会议给予了很高的重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司法院院长居正、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要员多次亲自出席会议，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专门发表训词并接见了与会代表，其中蒋介石作为党政军大权的实际掌控者，他的态度起到了尤为重要的导向作用。他首先针对战争环境下的教育主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正轨的教育制度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的方法呢？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个人的意思，以为解决之道很是简单。我这几年来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又说：‘战时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现在时代无论个人或社会，若不实行战时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灭亡。’我们若是明了了这一个意义，就不必有所谓常时教育和战时教育的论争，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作战时看，所以现在才有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作平时看，这两个错误实在是相因而致的……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地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环境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做应急的工作。我们需要兵员，必要时也许要抽调到教授或大学、专科学生。我们需要各种抗战的干部，我们不能不在通常教育系统之外去筹办各种应急人才的训练，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各种各门各类深造的技术人才，需要有专精研究的学者，而且尤其在抗战期间更需要着重各种基本的教育”。“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所以在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具体发展规划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我们国民的智识能力应该提高到怎样的水准，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我们在各部门中需要有若干万的专门学者，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技工和技师，更需要有几百万的教师和民众训练的干部，这些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供给的，这些问题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解决的”。^[23]

透过蒋介石的这段训词，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战时教育整体走向的态度，先是对抗战初期的所谓“焦土抗战”作了相当尖锐的批驳，进而明确地宣示了保留并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主张，也对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有所强调。这种观点，陈立夫其实早在一年之前，即1938年3月出掌教育部时就已经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非战时教育之必有异于平时也。”但由于两者身份地位毕竟不同，说话的分量也自不一样。蒋介石训词公布之后，关于教育方针的争议至少在表面上暂时平息下来。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即明确表示以这段训词作为“今后我国教育之最高指导原则”。从会上通过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等各项议案来看，都明确地体现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基本精神。^[24]如在高等教育方面突出工农及师范专业的扩充，在中等教育阶段对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也比战前更为重视，在社会教育领域为稍后开始实施的国民教育制度预先铺平了道路等。诸如“为求全国文化水准平均适合起见，因而将大学教育和师范教育分配区域”、“注重中等教育里职业生产人才的培养”、“积极推动成年补习教育与电化教育”等项决议，都在会后得到了具体的贯彻和落实。^[25]可以说此次会议是对一年前《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及“九大方针”、“十七要点”的延续和深化，同时为配合国民政府政治、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在教育方面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调整。

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后，“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被进一步固定和强化下来，其基本精神也影响和渗透到了随后所制定的各项教育政策与法规。对此，陈礼江曾在1940年撰文指出：“我国的教育政策在先已有决定，以后还是承继着过去预定的教育政策一贯进行，并更发挥充实。以前所定的教育宗旨不变地仍为今日教育的鹄的。抗战后部长所宣示的教育方针……亦为今日教育不易的原则。《抗战建国纲领》（中关于教育的四点说明，笔者注）亦始终奉为今日教育设施的至要方针……总裁不少关于教育的重要训示，在教育方针、内容各方面使理论行见更确定充实，而实施上也有了更高的指导。”^[26](www.daowen.com)

关于战时各级各类教育实施的具体政策，除由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拟定总体方针给予指导外，教育部还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不断地进行修订和调整。如1942年2月，教育部在重庆召集教育学术团体年会，主要目的是“对今后三年各级教育建设计划有所讨论，俾建议政府对施政上的参考”^[27]。1943年5月，为响应甘肃、河南等六省教育厅厅长的呼吁，教育部又在重庆召开了各省市教育行政工作会议，对前一阶段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的实施成效作出检讨总结，并侧重讨论了大后方的边疆教育问题。^[28]在抗战中后期，“战时须作平时看”的原则一直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延续。用陈立夫的话说即为：“近年来我国教育设施之主旨，在以全力维持其正常之进展，并不断改进其内容。其目的在配合整个政治设施与抗战急务之要求，注重培养建国力量与推进基层教育两端，一年来（1943年度，笔者注）之教育设施，其主旨不外乎此。”^[29]

通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整体历程，经过了战初的犹豫、彷徨和观望，也因此而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造成了一些本可避免的损失。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面对“历年在教育上所建立之基础”“损毁过半”的惨重局面，国民政府当局痛定思痛，及时地作出了理性的抉择，通过督促扶助高校内迁、普施公费及贷金制度、收容战区流亡师生等措施，保存了民族教育的有生力量，使得各级教育逐渐走上正轨，在战时的恶劣局势中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尤其是“战时须作平时看”方针的确立和深化，更是对国统区教育乃至抗战全局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关键作用。抗战后期有人就此曾有过一段中肯的评价：“二十六年（1937年，笔者注）初冬，国府西迁，上海不守，人心浮动，战时教育之说甚嚣尘上……平津及长江一带，教育机关为敌人炮火所毁坏，千万员生彷徨失所，走投无路。陈立夫先生受命于此艰难时代，迅速决定‘战时须作平时看’之教育方针，令学校西迁，成立服务团以收容教师，设国立中学以收容学生。于是炮火虽殷，而弦歌未辍，在量的方面且大有增进……陈氏维持教育之政策，实有功于教育，有功于国家民族。倘使陈氏于就职之初，即采当时舆论，变更课程，缩减学校，则万千教师必致转死沟壑，陷身奴虏，正气无由维持人才无由渐生，近年来经济建设无人可以补充，陆军空军学生来源断绝，抗战大局必将为另一形势……陈氏维持教育之功，吾人实不可否认。”^[30]应该说这个评价还算是比较客观公允和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