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战前文教发达区域相继陷入敌掌，各级学校教育均遭受惨重损失。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西部地区也被视作抗战的大后方，成为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主要基地。从实施范围来看，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颁布的教育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仅适用于沦陷区及战区，如《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将苏、浙、皖、豫、冀、鲁、晋、察、绥九省及平、津、沪、汉四市划为50个教育指导区，设置专员、教育指导员、视察员、干事等职，后又派督导员赴各地从事秘密性质的战区教育工作。1939年5月，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后，将全国沦陷区重新划分为70个区，在敌后设立教育研究会、文化协会、青年服务社等抗日组织，并先后成立各战区教育工作队，吸收在敌伪学校供职的人员，开展战区教育工作。第二类是专门针对大后方而制定的，如关于西南、西北边疆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法规和决议。第三类数量最多，没有明确地划定适用范围，在名义上施行于全国，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有在大后方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如1939年9月颁布的《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对于大部沦陷或成为战区的省市，教育部虽也指定其分别维持原有义务教育设施，并酌量推行国民教育，但在实际上已是鞭长莫及，施行区域也只能局限于大后方地区。由此可见，在战时的整个教育政策体系中，大后方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战前本不受重视的西部教育自然身价日高，取得了优先发展的有利地位。

大后方教育政策在战时之所以得到特别强调，一则因为战时大后方，即西南、西北各地整体的教育水平在战前远远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国民政府教育部为达到全国教育均衡发展的目的，希望通过战时的调整来逐渐缩小差距，为战后发展奠定一个较为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西部大后方作为抗战所需人力、物力及财力的主要供给地，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相对于战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如《中央日报》在抗战初期发表的一篇社论即称：“西南是国家复兴的根据地，西南又是建国途中文化资源的发源地。西南各省今日对国家的重要，不容再有讨论的余地，政府与人民对西南各省的期望，不必更有宣传……建设西南，不仅为西南各省地方性的发展，这一次西南的建设，应当看作抗战过程中建国的大计划，现在谈建国，国家基础在哪里？就在西南各省。西南各省这一单位，经过建设后，必使具备立国的各种条件，然后我们的抗战方能再持久下去。只须西南这个单位能加速度地造成立国的基础，现在沿路沿江河各战场据点一时的得失，都是无关宏旨。”^[15]同理，其时国民政府军政要人们也撰文指出：西北“为中华民族摇篮，又是国之屏障。从国防考虑，从经济考虑，从文化考虑，都需开发”。“此次中国抗战的主要根据地，不在沿海或沿江，而在广大的内地，特别是西部诸地”。^[16]与上述观点相似的社论还有诸如《趁战时建设西南西北》^[17]《西康建省的意义》^[18]等文，都对西部的战略地位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可见西部大后方已然成为全国重心之所在，但当地落后的教育现状却和这个地位极不相称。为了培养长期抗战的各类人才，也为积蓄战后建国的后继力量，政府及社会各界都对大后方教育的长足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www.daowen.com)

随着大后方军事、政治和经济战略意义的提升，大后方教育的重要地位也日益彰显。而一些原在战区各级学校的相继西迁，犹如不断注入的新鲜血液，使大后方教育的容量和能量得以持续增强。1939年7月11日，陈立夫在会见德国海通社远东总经理时称：“中国半数以上之大学及其他学校，均在此次战事中被摧毁一空，但现已在内地各省重行建立”。虽然他未在谈话中明确指认，但从其所举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内迁重建的实例来看，所说的“内地各省”实际上主要指的就是大后方的西部地区。而且他还表示，“政府决定虽至战事结束，仍留若干大学于内地，俾内地人民有均等教育机会”。^[19]这和当年稍早时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通过的“为求全国文化水准平均适合起见，因而将大学教育重新分配区域案”的决议精神是相符合的，即希望趁战时对全国教育资源作一定调整，以使西部教育在战后也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同年年底，陈立夫赴昆明主持工程师学会年会，并趁机对滇黔两省教育进行视察。返回重庆之后，他再次强调了发展西南教育的重要性，“西南在抗建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抗战建国的策源地树立起精神力量，为国家储建起无尽人才，是西南教育界的当然责任”。同时，他也针对当地各级教育的不足而提出了五点解决措施，特别是考虑到大后方原有师资在质量和数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缺陷的实际情况，要求“注意各校教师调训进修，讲授新教授法，并切实考订中小学教师待遇的改善，谋重订其待遇标准”。^[20]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部自1940年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改善教师待遇的政策法规，“师范教育运动周”等活动也加紧展开。蒋介石还亲发手谕，称“小学教师对于国家有光荣不朽之勋绩”，“希望各地社会人士充裕教费尊重教师”。^[21]作为培养师资的一种实际行动，教育部先后设立了11所国立师范学院、14所国立师范学校、10所国立边疆师范学校，其中绝大多数都位于大后方的西部各地，西部地方的各类省、县立师范教育机构的数量也在抗战中后期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