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出台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只是一个临时的应急措施。随着战局的节节失利，不仅首都南京失守，华北、华东等文教发达区域也大多沦陷，所谓“焦土抗战”也对后方学校教育的持续稳定颇有冲击，可以说不论“力持镇静，就地维持课务”或是“高中以上学校改组停办，初中以下学校缩短年限”，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都陷入了错误的极端，都会将中国的学校教育引入歧途。幸而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还算清醒地认识到抗战属于长期过程，各方面人才直接或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加之当时我国的文化教育本来就比较落后和薄弱，每一万人口中才有一名大学生，不仅与英美等国差之甚远，就是与敌国日本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考虑到抗战建国的长远需要，正常的学校教育必须得到维持和稳定，而且就兵源而言，中国人口众多，还没有立即征调高中以上全部学生参战的急需。通过全面的权衡考虑，国民政府终于作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理性抉择。

1938年3月7日，陈立夫在重庆宣誓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上任伊始，他即对战时全国教育发表了一系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其中以《告青年书》中的三点声明最为重要：“青年愿从事军事工作者，送往军事工作地点；认为不适合军事工作者，送往学校；无论在何期学校肄业之青年，遇国家需要时应随时放弃书本，以应国家征调。”就以上声明的文字而言，还无法分辨学校教育的工作重心究竟是为军事服务还是坚持正常教学，但在陈氏随后发表的施政方针中，他的真实意图已表露无遗，对战时大后方教育政策的走向发挥了积极的先导作用。“今后教育之根本方针，须德智兼备，文武合一，农工并重，教育与政治措施、经济计划及社会生活实况尤须贯通，并与其他主管机关取得密切联系，庶能学以致用，人尽其才，同时并应注重乡土教育，认识本国国情，适应国防生产之需要。男女教育尤应有别，俾发挥母性优美之特质，建立家庭良好之基础。大学教育，应根据国家各种需要作有计划之实施，对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各科，尤应注重质量之提高与本国教材之充实，俾能具备管理之技能与经验，而适应我国由农业而入工业化阶段之需要；专科学校，应以养成各种生产技能人才以应地方经济实况之需要为主要目的；中等教育，应注重地方自治及各种职业之中级干部人员；小学教育，以养成良好公民为主要目的；社会教育，应充分利用社会现有之各种组织以施教，务使目标明显而单纯，用各种方法以达德智体三育之普及，尤宜注重沟通家庭与社会之关系，以发挥社教之效能。”^[11]

简言之，陈立夫的上述构想可用“战时须作平时看”这七个字来加以概括，将教育工作的重心不容置疑地放到了维持稳定的正常教学秩序上面，同时为配合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策略，对各级教育的具体目标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与说明，从而为稍后正式出台的战时教育方针定下了基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陈氏力持“战时须作平时看”的主张，但战争的残酷毕竟不同于“平时”，面对抗战初期沦陷区教育遭到严重破坏、流亡师生亟待救援的现实情况，也必须实施紧急的应变措施。故在就职之际，他亦有此表示：“目前所有教育工作应作最紧要而迫切的事务，例如成立临时中学、中小学教师战时服务团及战区学生之救济等。今后对学生之思想行为、生活习惯等项应特别注意，以期适合战时之需要。”^[12]同时在他的主持下，教育部迅速成立了“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专门谋划战争特殊环境下的教育应对措施。^[13]可以说，陈立夫的整体思路是稳中求变，当然“稳”只是相对的，“变”却是绝对的。面对战争中的非常环境，他也充分考虑到了战时教育的特殊背景和实际需要，诸如开办临时中学、设立教师战时服务团、救济战区学生等主张也在抗战期间一一付诸落实。(www.daowen.com)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教育方针列有四点说明：“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与农村；四、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这四项说明都强调了学校及社会教育应服务于抗战的实际需要，显示出教育在战时整体应具有的某些非常特征，切合了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现实形势。此次会议同时通过《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其基本精神即为“九大方针”及“十七要点”。所谓“九大方针”，分别为：“一、三育并进；二、文武合一；三、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四、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五、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六、对文史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七、对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八、对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一切适合国情；九、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实施。”而“十七要点”则是对“九大方针”的具体细化，包括现代学制的维持与变通、学校迁移设置的通盘计划、师资训练的重视、各级学校教材和教学科目的整理、训育标准的订定、教育管理制度的严格、教育经费的筹措和增加、教育行政机构的完善，以及留学教育、女子教育、社会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等方面的相应措施。若是对这份纲要加以全盘审视，不难看出其仍然遵循的是“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指导原则。用陈立夫本人的话来说，就是“理论上无所谓战时教育，盖平时教育实应包含战时之准备也”。^[14]

《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发布之后，这份总纲作为抗战时期教育的最高指导方针被确立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抗战初期关于学校教育孰去孰从的争议。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以之为准绳，根据“九大方针”调整了各级教育设施的目标和施教对象，并依照“十七要点”拟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于其前者，依序规定了幼稚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专科教育、大学教育以及研究院等文教学术机关的教育责任和培养目标；于其后者，对学制、设置、师资、教材、课程与科系、训育、体育、管理、经费、建筑设备、行政机构、学术研究及审议、留学制度、女子教育与家庭教育、边疆教育与海外侨民教育、社会教育、建教关系等十七个方面分别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整套方案延续并深化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既定方针，也考虑到了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其要旨大致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了满足抗战御侮的迫切需求，在一定范围内集中教育领域的物力、财力供应与智力支持，加强战时国防知识的传授和应战人员的培养，同时也对严格教育管理、提高教育质量有所强调；二是为了保证中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进程不致因战争而中断，力求尽可能地减小战争所带来的直接损失和负面影响，实现大后方教育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三是为了战后重建和发展的需要，放眼于更长远的各类建设人才的培养，并预谋对全国教育进行一定的整顿和调整。尽管国民政府当局在制定这些计划时，不无借机加强监督和控制教育领域的考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条文或政策的具体内容切合战时的实际需要，汇集了当时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经验及智慧，既是抗战时期全国教育工作的指南，也有利于大后方教育有计划、有秩序地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