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视为灭亡中华的重要手段。正如时人指出：“东北沦陷后，我原兴办之各学校，日人积极摧残，以期消灭民族思想，而作攻心之毒计。”^[5]抗战初期，随着战火的蔓延，华北、华东等地的文教机关也受到了日寇的疯狂破坏，铁蹄所至，庐舍为墟，很多学校都被指为“抗日思想之巢穴”而遭强制封闭解散。^[6]尤其是平、津、沪、宁等战前文教发达区域所在高校，大多因事起仓促，不及准备，能将图书、仪器和设备转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都毁于战火。据相关统计，“七七事变”后仅三个多月的时间内，我国高校在日寇大肆轰炸破坏下，所受损失即达2100余万元之巨。至于学校教育整体所遭受的损失则更为严重，“历年在教育上所建立之基础，损毁过半”^[7]。先以上海为例，当地原有高校25所，然而就在开战后的头三个月间，惨遭敌寇破坏的就有15所，其中仅复旦大学就“损失达百万以上”。^[8]而在淞沪会战的前两个月，上海地区各级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文教机构损失共计达近1100万元，是抗战初期日寇疯狂破坏我国教育事业的“重灾区”。另如华北的南开大学，被日军作为军事目标而大肆攻击，短时间内就遭夷为平地。“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左右，日机先在南开大学上空飞翔甚久，投一红旗于秀山堂的楼顶，然后即以此为目标连续炮击，同时飞机也施以猛烈轰炸，于是校方的秀山堂（办公室及文商学院课室）、芝琴堂女生宿舍、木斋图书馆等先后起火，化为灰烬。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军为将南开大学全部毁灭，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该校各处放火。思源堂（课室）、教授宿舍、学生宿舍等处未数时乃尽成焦土。同时又有日机四架向南开中学投燃烧弹，于是南开中学也就消失在火烟之中了。”^[9]凡此种种，在日寇的疯狂破坏之下，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遭遇空前浩劫，其损失之惨重，实在难以仅仅用数据来统计。

由于国民政府当局对战争的突然爆发缺乏充分准备，也未预见到教育领域会首当其冲地受到日寇的蓄意攻击，更没有就此采取提前的预防措施。直到抗战打响整整一个月之后，即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才仓促出台《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作为战时学校教育的第一步调整措施。但令人费解的是，在明知各沦陷区文教机关已遭惨重破坏，临近战区的各级学校也急需相应转移或疏散的情况下，这份纲领却奉行蒋介石“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的错误指示，怀有强烈的侥幸心理和妥协求安的消极态度，首先要求“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暨其他文化机关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难免对抗战初期学校的转移和应变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以高等教育为例，淞沪会战打响后，上海市内高校多数避入租界，一方面确实避免了抗战前期日伪的骚扰破坏，但也正因为身处“孤岛”，种下了日后的隐患。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等盟国对日宣战，这些国家在中国的租界旋即被日军占领，租界内的高校也因失去保护而惨遭日伪破坏，一些学校就此停办。再如福建、江西的全部高校以及江浙、两广地区的部分学校也在战初向邻近的安全区域游移，但这些游击区域远不如西部后方稳定，致使这些学校随着战事的进行而颠沛流离、朝不保夕。这种“力持镇静，就地维持课务”的原则无疑是战初教育政策的一大败笔。自抗战爆发以来，“我国教育从彷徨到坚定，这中间差不多经过了一年。在这彷徨和混乱的一年中，我国教育所蒙受的损失极其惨重，在此期间大多数学校都无法维持原状，以致学生人数顿减……至于教育机关的财产损失，其数额的庞大，那更是无法统计了”。^[10](www.daowen.com)

受到抗战初期“速胜论”及“焦土抗战”等错误思想的左右，当时教育界部分人士极力主张全面变更学校教育制度，要求后方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没有直接关系者全部改组或停办，师生悉数应征入伍，初中以下还未达到兵役年龄的学生也要变更课程，缩短年限。这无疑是孤注一掷，若依此方法，中华民族尚存的教育精粹势必将遭到更大的损失，长期抗战和战后重建所需的种种人才会过早地夭折于战火，学校教育的整体现代化进程也会受到极大影响，甚而面临中断的危险。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这种观点更是甚嚣尘上。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大后方教育究竟何去何从，成为政府当局与教育界人士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