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伴随着卢沟桥畔骤起的枪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截然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了坚持抗战的决心。然而，因为当时中日两国军事实力过于悬殊，加之此前缺乏足够的应战准备，难以抵御日寇的军事进攻。7月底，北平、天津先后沦陷，日军随即向华北发起全面进攻，至1937年底占领了河北、山西、山东各战略要地，华北全境陷入危急之中。

平、津失守后，国民政府本着“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原则，主动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与日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激烈战斗。淞沪会战虽粉碎了日寇“三月亡华”的狂妄企图，却无力阻止其军事进攻的步伐。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离南京，在途经武汉时发布“移驻重庆宣言”，确定重庆为战时首都，初步奠定了重庆的抗战大后方中心地位。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教育部，自然也偕同迁往重庆。同月12日，上海宣告沦陷。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进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38年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意图南下与华中派遣军配合，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历时五月的徐州会战。虽然徐州、开封等地在此次会战后相继沦陷，但日军也在台儿庄战役中遭受了自开战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1938年6月至10月进行的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中日之间规模最大的军事对决，双方共投入兵力达100多万，最终日军以伤亡10余万的惨重代价占领武汉。与此同时，广州也因另一路日军登陆广东而宣告失守。至此，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等地的一线城市全部为日寇所占据，其余城镇和乡村也成为沦陷区或游击区。战略意义上的大后方仅存西南、西北各地。另一方面，日军也在武汉会战后失去了全面进攻的军事实力，抗战转入相持阶段。1940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定重庆为“陪都”，则更为充分地体现了其依托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大后方，与日周旋到底的决心。事实上，在八年抗战的大部分时间内，正是凭借大后方的长久支持，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方能得以延续并取得最终的胜利。(www.daowen.com)

需要说明的是，抗战大后方作为专有名词，一般特指“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西北地区”。根据当时人们的认定，“所谓西南，是指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而言（还应包括1939年建省的西康和升格为直辖市的重庆，笔者注）”，“这几省是我们抗战大后方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今后复兴的基础”。^[3]“所谓西北，就其轮廓讲，包括陕西、甘肃、青海、绥远、宁夏等省的全部。”^[4]然而，上述各省市虽被视为抗战之大后方，但也并非全然没有受到战火的直接侵袭。如西北的绥远省，在抗战初期即大部沦陷。而云南的龙陵、腾冲等滇西要地，也在1942年成为战区。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则使得日军长驱直入广西，进而占领贵州独山，兵锋甚至一度威胁重庆。由此可见，抗战大后方又是一个较为相对的概念，受到实际军事政治局势的影响，其具体地理范围亦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