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类的本能而言，既有确定性思维，也有模糊思维（不确定或非固定思维）。在不同文化构成的各人群中，有些发展了确定性思维而丢失了模糊思维；另一些则相反，强化发展了模糊思维。中国文化保存有较多的模糊成分，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农业文化，弹性的农业文化，在绵长的岁月里，中国的哲学、医学、艺术等大文化的方方面面，整合为一种与西方逻辑思维大不相同的模糊思维体系。多年前，我在《古国乐魂——中国音乐文化》^[12]里，单设一章“模糊思维的家园”，谈及中国音乐文化中模糊思维观的多重表现，如散节奏的重要位置、不统一的律制、音腔的存在等等，当时我还没有开始探索唱词音声。现在我认识到，中国的地域性原生唱词音声（当然包括“乐说”音声），是中国音乐文化中模糊表象的典型。略略想来，至少以下几点，值得剖析：

（一）音本质的模糊性

复杂、不单一，是模糊性的最表层特征。试着剖析一下唱词音声的模糊性存在与否：

其一，相对唱腔，唱词符号化构成的双重属性就是复杂的（请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之一“唱词的双重身份”）。

其二，唱词音声又下分显性与隐性两种音乐符号（请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之二“唱词音声的两类音乐符号”），又复杂了一层。

其三，正是因为唱词音声的模糊性，它们才不能用音符类手段记音与描述，必须寻找各种（还不是一种）非音符类手段才能把它们解析清楚。复杂性更得彰显。

其四，唱词的基础是语言，但它们进入声乐品种后的身份转变（成为声乐品种中的一部分），又往往导致它们为了音乐的需要而有所变异。毫无疑问，复杂性进一步展现。

其五，唱词音声中的音色，相对唱腔来说，是最具“自我音乐性”（请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唱词音声的自我音乐性”）的成分。声学界韩宝强不得不使用排除法给“音色”下定义：“乐音的品质特征，能够将音高、音强和音长都相同的两个音区分开来的一种声音属性。”^[13]就是因为音色所包含的成分太复杂。唱词音声的模糊性又见一斑。

因此，唱词音声的音本质远比唱腔更具模糊性。

（二）地域多元音声的模糊性

原生唱词音声的基础，是各种民族语言的方言，它们的不统一，肯定是模糊性事物的典型特征。那么，我们至少需要了简单了解一下中国现在语言音声的存在状况。

中国现存语言总数量有120种以上^[14]，主要属5大语系，其中：①汉藏语系：语言学界有学者认为是50多种^[15]（另有学者认为已确定的有34种^[16]），使用汉藏语系语言的人数，在全中国占了95%以上；②阿尔泰语系20种；③南岛语系十几种；④南亚语系五六种；⑤印欧语系两种。另有若干系属未定的语言和混合语。让我们了解一下这5个语系各自的音声特点：

1.汉藏语系

中国境内汉藏语系语音共同特点^[17]是：

（1）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

数量：2～12或2～15，两个声调的如普米语（只有［-55］［-13］两个字调）；12个声调的如苗语宗地话（有个别无声调的情况）；15个声调（贵州榕江县车江侗话）。

声调作用一般有两点：其一是区别语词意义；其二是区别语法意义，如拉萨话的［ȵɛ14］是“睡”的意思，［ȵɛ55］则是“使睡”的意思。

（2）音节可以分析为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请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之二“两类语音梳理手段：‘音系学’与‘声韵调’分析法”）。

（3）有丰富的辅音韵尾——汉藏语系最常见的辅音韵尾是：

其一，鼻音韵尾（［-m］［-n］［-ŋ］等），如广东话“衫”［sam55］、普通话“三”［san55］、苗语宗地话“太阳”［noŋ22］。

其二，塞音韵尾（［-p］［-t］［-k］［-ʔ］等），如广东话“鸭”［aːp3］，“辣”［laːt3］，“肋”［lak2］，上海话“辣”［］。

汉藏语系的塞音韵尾的发音特点是只成阻而不除阻（不爆破，即位置到但不出声）。

其三，续音音尾（［-r］［-s］［-l］等）如门巴语（错那）“东”［ɕar］、“七”［nis］、门巴语（墨脱）“银”［ŋul］。

其四，复辅音韵尾（［-st］［-zd］［-xl］［-xs］［-ʁz］［-ʂk］等等）如羌语麻窝话“沙子”［tsəɣz］、“今年”［pəʂk］。

（4）声母分清浊

汉藏语系许多语言的声母都有清浊对立，如汉语的吴语，藏缅语族的彝语、哈尼语、傈僳语、拉祜语、嘉戎语等，壮侗语族的毛南语、水语、壮语、黎语，苗瑶语族的勉语等。

汉藏语系声母的清浊对立，分几种不同的情况：

其一，多数语言的清浊对立，主要是出现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上。

其二，有些语言的鼻音、边音也分清浊，如阿昌语的［nuaŋ55］“你”与［］“推卸”，［lɔ31］“豹子”与［］“裤子”。

其三，一套纯浊音声母［b］［d］［ɡ］与一套带鼻冠音的浊音声母［mb］［nd］［ŋɡ］形成的对立。如毛南语［daːi44］“野猪”与［ndaːi44］“畲地”。

其四，还有的语言中带鼻冠音的浊声母与带喉塞音的浊声母形成对立。如水语［mba33］“靠拢”与［ʔba33］“蝴蝶”。

有些现象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清浊由对立到不对立，是汉藏语系共同的发展趋势（汉语方言中，保存完整清浊对立的唯有吴语）。

其次，当清浊对立消失后，往往在声调上保留清浊对立的痕迹。

再次，有的语言清浊对立消失后，转为别的语音对立现象，如元音的松紧等。

（5）元音分长短

元音分长短，也是汉藏语系“一语三族”的一个普遍特点。壮侗语族最普遍，汉语的粤语，苗瑶语族的勉语，藏缅语族的藏语、独龙语、珞巴语等，元音也都是分长短。

元音长短的对立，主要起区别词汇意义的作用，如德宏傣语的［pau11］是“吹”的意思，而使用了长元音的［paːu11］却是“吼叫”的意思。少数情况下，元音的长短对立，也能区别语法意义，如拉萨藏语的［mi14］是“人”的意思，而用了长元音的［miː14］，则是“人的”意思了。

汉藏语系的长短元音对立，大多出现在带韵尾的主要元音上，如广州话的［kai55］“鸡”与［kaːi55］“街”，勉语的［nau231］“舅”与［naːu231］“老鼠”。一般情况下，主要元音若长，韵尾元音则短，主要元音若短，韵尾元音则长。也就是说，上述有长元音的音节与无长元音的音节，双方整体音节长度基本是相同的。

汉藏语系各语言中，有些是所有元音都有配对的长短元音，而有的语言的元音中只有个别元音是有长短对立的。

汉藏语系语言的长短元音对立现象有逐渐消失的趋势，出现了从配对到不配对（缺格）的现象。

（6）元音的松紧对立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有些语言的元音有松紧对立的特征，如已发现的有彝语、哈尼语、拉祜语、傈僳语、景颇语、载瓦语、白语等，汉语与其他两个语族（侗傣语族、苗瑶语族）还未发现这个特征。

藏缅语族松紧元音的对立，主要起区别词汇意义的作用，如载瓦语［ne51］“红”与［］“炒”；也有个别语言的松紧元音有区别语法的意义，如载瓦语的［taŋ21］是“飞”，而［］却是“使飞”。(www.daowen.com)

藏缅语族松紧元音发音的主要特征是喉头紧缩不紧缩，但松紧元音的对立往往在声母、声调等其他语音因素方面带来一些伴随现象，给辨听带来难度。

2.阿尔泰语系

中国境内阿尔泰语系语音共同特点^[18]是：

（1）没有声调（字调）但是有固定重音，如蒙语的重音多在第一个音节；维吾尔语的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朝鲜族除外）。

（2）多音节词为主，而且具有和谐律现象。即多音节里不同音节的元音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如蒙语的“光线”［kərəl］，两个音节都用元音［ə］；又如维吾尔语的“在哪儿”［qeni］，两个音节用的元音［e］与［i］是同唇位的（同属舌面前展唇元音）。

（3）大多数语言有小舌辅音，至少有一个，如土族语用［q］。我国境内小舌音用得最多的是恩格尔语（东部裕固语，是裕固族所使用的两种民族语言之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布于肃南县康乐区及皇城区的北滩乡、东滩乡），有四个小舌辅音，［q］［］［χ］［ʁ］。因此这个语系语言的声音位置较靠后。

（4）无论是复辅音还是单辅音，舌尖颤音、边音、舌根（舌面后）鼻音，不出现在词首。

（5）塞音、塞擦音出现在词尾时要除阻（又谓爆破，即出声）。

3.南岛语系

中国境内南岛语系语音音位系统简单，其共同特点^[19]是：

（1）辅音数量不多，没有清浊对立，没有送气不送气对立；

（2）元音更少（3～6），长短元音不是一个音位；

（3）大多没有声调，有固定重音（除布嫩语）；

（4）以多音节为主，双音节词用得多；

（5）音节构成较自由；

（6）塞音出现在音节末时，只爆破（又谓除阻，即出声），不送气。

4.南亚语系

中国境内南亚语系音位系统丰富、规整，与汉藏语系最接近，其语音共同特点^[20]是：

（1）辅音发达。或清浊对立、或送气与不送气对立（少则二十几，多则三十几）；

（2）元音更丰富；

（3）韵尾不爆破（又谓不除阻，即位置到但不出声）；

（4）有的有声调（布朗、莽、户），有的无声调（佤、德昂、克木）；

（5）以单音节为主。

5.印欧语系

中国境内印欧语系语音共同特点^[21]是：

（1）无声调；

（2）多音节为主；

（3）塞音韵尾要爆破（除阻）；

（4）辅音较丰富，塞音多，擦音、塞擦音少；

（5）辅音连用时最多两个。

我们并未提及语族及以下语支、语言、方言之间的差异，仅仅提到了五大语系各自的总体特征，一个庞杂、多元的语言音声库存，就展示在眼前。以这样的语音资源为基础的原声唱词，该是多么复杂的声乐成分。中国的地域性多元音声之模糊性是可以想见的。

（三）“乐说”音声的模糊性

“乐说”音声（请参阅本书第七章第二节“‘五范畴’另议：‘乐说’音声”）的模糊性，就更为突出了。由表及里，这个概念模糊至极。

模糊，不确定也。

“乐说”的音声不能用音符捕捉。不确定，此其一。

同一个字的音声，是“乐说”还是“说”，需要根据其身份条件（是言语中的，还是声乐品种中的）才能判定。不确定，此其二。

有的“乐说”既音高不确定，又是非乐音形态，有的“乐说”却是明显乐音化。不确定，此其三。

变异型“乐说”，只要不能被音符捕捉，可以有不同层次，千奇百怪的变异。不确定，此其四。

“乐说”的使用，既可以独立，如各种声乐品种中的“讲”“诵”“白”“咏”，也可以夹杂在唱段的字里行间。不确定，此其五。

作为声乐品种中两个平起平坐的表现形式，“唱”，由腔（唱腔）词（唱词）构成，“乐说”也应由广义的腔（说腔）词（说词）构成，可是因为“乐说”的音高起伏无法用音符抓住，只能用调值符号记录，“乐说”就很容易被误以为，只有词，而没有腔。概念模糊化，此其六。

戏曲界有“千斤话白四两唱”的说法。这种比例关系，是指艺术价值，还是指技术难度？没人说得清。多重不确定，此其七。

……

我相信，还能找出“乐说”更多的不确定性（模糊性）。总之，由于中国传统声乐品种中存在与“唱”相互映衬、相互转换的这个“乐说”，中国音乐的非固定特性（模糊性），简直明确得无以复加，与中国大文化的模糊倾向高度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