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借助双音唱谱与调腔音高走向对比图，量化展示了《读诗》两地吟唱曲的地域性音乐异同。

首先，这两首用方言谱写的吟唱曲，唱词字调的起伏趋势与唱腔的旋律走向基本是谐调的。根据具体情况，唱腔旋律会有特殊的处理手段，这些手段增强了旋律性。两支唱腔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两地唱词音声本体的差异。

其次，就《读诗》的广州话版本与成都话版本吟唱曲而言，唱词显性音乐符号——唱词音声本体（尤其是唱词音色）的差异比两首唱腔旋律的差异要明显得多。也就是说，如果不配用双音唱谱的国际音标注音，仅仅使用调腔音高走向对比图，那么我们对这两首吟唱曲的地域性音乐差异所知将相当有欠缺。此个案证明了研究地域性声乐品种无法回避唱词音声本体，尤其是以往被严重忽略的唱词音色。

对唱词音声的解析，目的自然是展示地域性音乐构成中不应忽视的音声审美差异，进而展示不同唱词音声对唱腔的影响；另一方面，有些唱词音色还能起到类型认证与进一步文化阐释的开启作用。例如，《读诗》吟唱曲的广州版本的实际音响中，在“只（衹）”这两个唱字上，声母使用了［tɕ］这个舌面前塞擦音（汉语拼音为j）。音韵学界普遍认为，直到宋时期，汉语是不用舌面前塞擦音的，后来才从舌尖前塞擦音［ts］（汉语拼音为z）与舌面后（舌根）塞音［k］（汉语拼音为g）中，分化出舌面前塞擦音［tɕ］。近代以来，上述现象主要体现在官话地区的语言中，广州话则保存了较多中古汉语音色特点，尤其在传统广州话声乐品种中，如粤剧的传统剧目中，唱词音声基本不用［tɕ］连2004年出版的《广州话正音字典》里都不用［tɕ］。这支吟唱曲的唱词中出现［tɕ］，显然体现了它的非传统类型身份；同时，［tɕ］这个音色的使用，又可牵出传播学的话题（本章以探究唱词音声显、隐性音乐符号解析技术手段为主题，恕不展开其他话题）。

作为艺术样式，如同世界上其他人群的诗歌一样，中国诗词展示了美的意象，美的意境，它是人类文化的结晶。而同时，从听觉形式美角度观察，中国诗词精妙地调动了中国语言中的音乐性。

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得知中国诗词吟诵在产生之初的实际音响，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它们的存在不是产生自当今的北方话、普通话。真正的汉语原生诗词音韵，已经因历次战乱导致的人口大迁徙，丢失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所幸它们丰富的音声还不同程度地残存在粤语、闽语、吴语、客家语、湘语等南方方言里，更重要的是，它们那“十里不同音”的音声格局，还依然保存在当今的中国方言文化中。

在追求多样性文化发展的当今，李明老师用方言创作的举措特别值得倡导。诚然，完整地传承传统声乐作品，是必要的博物馆式基因传承；而使用方言（或用各民族原文）创作，则是对地域性音乐元素的另一种更积极的传承。因为后者在承接地域性音乐符号的同时，还表现当代人的情愫。

吟唱曲是最接近语言的歌体之一，通过剖析同词异方言歌曲，将会有益于我们近距离地了解地域性声乐品种的生成与审美特色。

【注释】
(www.daowen.com)

[1]李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香港民族音乐学会常务理事，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海燕艺术学院创办人；撰有《李明吟唱曲集》《民族音乐教育研究》《调弦集·音乐论稿》等中国民族音乐、中国音乐史相关论著。

[2]李明：《李明吟唱曲集》，香港海燕书社，2002年3月版，第189-193页。
《李明吟唱曲集》中此诗标题为《读书》，尽管坊间确有用此标题的传本，但考虑到杨万里恰恰另有一首名曰《读书》的诗作（内容完全不同），本书决定依杨万里原诗集《诚斋集》（第三十一卷江东集，清抄本，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影印电子文档）改为：《读诗》。《诚斋集》中该诗内容为：“船中活计只诗篇，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而《李明吟唱曲集》中，唱词的个别文字也略有不同。本书仍决定遵循吟唱曲原作所用唱词文字，原因是：古诗词常常存在流传版本的差异，李明现已过世，其吟唱曲的腔词关系已经固化完成；本书探讨指向是唱词音声本体与腔词的关系，杨万里原诗传本的差异、对错，与本书研究主旨无关。

[3]李明：《李明吟唱曲集》，香港海燕书社，2002年3月版，第192页。

[4]詹伯慧主编：《广州话正音字典》，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 10页。

[5]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方言音响光盘内。

[6]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1月第2版，第180页。

[7]例字出自宋健榕、余小慧主编：《粤语入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