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提及的各种非音符类解析手段，有的来自语言学界，有的来自声学界，多元解析手段的引入，毫无疑问，将使音乐界面对乡韵——地域性音乐时，大大提升纵深了解的能力。

更令人振奋的是，非音符类描述与分析手段在音乐界的发展苗头。但愿有一天，在音乐界，音符类与非音符类描述手段能够常态化并肩而战，音乐理论分析的多元化春天才能真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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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94页。

[2]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94页。

[3]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94页。

[4]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69页。笔者在引用此表时，除个别纠错，基本照搬，但从语言音乐学的立场，笔者主张入声调值在音表的“短促急收藏”上要有体现（语言学界目前不尽统一），应记为单数字，如［-5］；或带下画线的双数字，如［］。

[5]双音唱谱，中央音乐学院2008年开设以来的“语言音乐学”（曾先后称“民族语言音乐学”与“音乐语言学”）课程上，开始推广双音唱谱。

[6]音位学（音系学）是对语音单位进行整理的学科。详见钱茸：《语言音乐学基础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0课。

[7]钱茸：《地域性声乐品种之音乐形态分析新议——“唱词音声说”再探》，《中国音乐学》2011年第3期，第22页。

[8]钱茸：《〈唱词音声析〉理念与新版“双六选点”》，《歌海》2013年第1期，第7页。

[9]参见钱茸：《语言音乐学基础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1课。

[10]朱大可：《论西方艺术的异化与反异化》，《新华文摘》1986年第4期，第164页，原载《批评家》，1986年第1期，第68-83页。

[11]同上。

[12]吴宗济：《韵学丽珠》序一，载于《韵学丽珠》，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页。

[13]国际语音学编著：《国际语音学会手册——国际音标使用指南》，江荻译，潘悟云审校，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14]周殿福编著：《国际音标自学手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页。

[15]陈彭年等编著《广韵》（全名《大宋重修广韵》），宋代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第一次修订，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第二次修订，是中国第一部官韵（奉皇帝命令而修订的韵书）。

[16]周德清编著《中原音韵》，元代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定稿，主要根据关汉卿、马致远等戏剧家所创戏曲作品唱词的字韵而编，故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曲韵。

[17]乐韶凤、宋濂等编著《洪武正韵》，明代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编成，故用“洪武”命名，也是一部官韵。

[18]沈乘麐编著《韵学骊珠》（又名《曲韵骊珠》《曲韵探骊》），清代昆曲的专用韵书。(www.daowen.com)

[19]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0]李小凡、项梦冰：《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

[21]吴宗济：《语音杂谈》，载于《吴宗济语言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98页。

[22]引自钱茸《向传统声乐研究领域吹响的一支号角——ICTM2015年巴黎专题论坛侧记》，《人民音乐》2015年9月，第82-83页。

[23]［美］George List.“The Boundaries of Speech and Song”.Ethnomusicology1963，7（1）：1—16.

[24]音位学是现代语言学（语音学）的基础分析方法。

[25]沈洽：《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8月版。

[26]屈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声学专业2014届博士毕业生。

[27]曾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专业2015届硕士毕业生。

[28]曾晨：《方言影响下淄博诗词吟诵的地域性特征》，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6月。

[29]共振峰：指在声音的频谱中能量相对集中的一些区域，在语图中，红色线表示共振峰，且由下到上分别为第一共振峰、第二共振峰、第三共振峰等，简称为F1、F2、F3。

[30]林焘、王理嘉著，王韫佳、王理嘉增订：《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49页。

[31]钱茸：《语言学方法之于音乐的“中国元素”——〈民族语言音乐学〉课程论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5页。钱茸在此文中第一次提出“唱词是显性音乐符号”这一观点。

[32]冯凌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专业2016届博士毕业生。

[33]冯凌燕：《艺术生命力与传统维护——长沙、岳阳花鼓戏音乐文化之比较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6月。

[34]彭彦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专业2017届硕士毕业生。

[35]彭彦婷：《语言音乐学视角的湘剧高腔音乐探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6月。

[36]基音的频率即为基频，音的音高主要决定于基音的频率，其高低升降曲直是由于基频的变化导致的。

[37]黄妙秋：《两广白话疍民音乐文化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38]霍亚新，电子技术高级工程师。

[39]参见刘红：《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记谱问题》，《音乐艺术》1996年第4期，第20-26，45页。李岩：《论民族音乐学记谱中所涉及的理论与方法》，《音乐研究》1998年第1期，第66-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