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0日～22日，由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心承办，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在巴黎举办了第23届专题国际论坛。

论坛主题是“说与唱的阈限（Between Speech and Song：Liminal Utterance）”。此次论坛的坛标由十几个不同颜色、不同开合口型的嘴唇构成（见本章末尾“23届ICTM国际论坛坛标”），主题的声乐范畴标示得十分清晰。来自世界各国（法国、德国、奧地利、希腊、葡萄牙、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加拿大、巴西、中国、日本等国）的近30位学者宣读了论文。

论坛主题，接续了五十几年前李斯特（Geoge List）的论题《在说与唱的边缘处》^[23]。此次论坛发言，有各种声乐音声的丰富展示，它们包括不同宗教仪式、葬礼、婚礼、民俗活动的吟诵、吟唱、祈祷曲；各地不同语言基础下的哼鸣；各种口哨以及各地声乐品种中，口腔发出的特色音声。学者们论题的落脚点，有对某些音声的音乐身份论证，有所示音声的精神指涉、文化指涉，以及“概念—行为—音声”（梅里亚姆所提）的民族音乐学话题，只是这次所论及的“音声”，是限定在声乐范围内的。很显然，这次论坛内容展现的新意，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与解析方法的开拓上。

此次论坛组织者提倡跨学科的意向十分鲜明，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除音乐学领域之外，他们还特地邀请安排了其他学科的发言者，如声学界学者、声音档案管理员等；二是在邀请函中，特意强调了鼓励跨界研究方法；三是特意选择巴黎第十大学这样一个综合大学承办论坛，意在吸引更多其他学科的学者关注。

此次论坛的发言，有一个突出的总特点：科技含量。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位发言者，在进行音声分析时，多多少少都使用了声学软件。五花八门的声学软件，有的以静态（截图）方式，有的以动态（展示声音在软件中的滤查过程）方式，八仙过海各显其优势。相当多学者的形态分析手段，主要借助声学软件与声学分析术语。这种科技含量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应该是21世纪以来，各种科研领域纷纷与数字工业结盟的时代趋势。

然而，有一个现象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尽管这个论坛涉及的研究内容，大都与语言的关系比较接近，但这次论坛既没有邀请语言学界的发言者，也极少有发言人在剖析音声形态时，使用现代语言学的音位学^[24]标示符号及解析手段。我之所以惊诧，是因为现代语言学的统一语音标示符号——国际音标的诞生地，正是法国。它的雏形（第一稿），正是出自法国语言学家保罗·巴西之手（1888年）。(www.daowen.com)

经查询，原来在西方国家（欧美）的音乐院校里，国际音标学习早已是声乐专业的基础课（为了培养演唱多种语言歌曲的能力）。但在音乐理论研究领域里，使用声学软件的，却是主流。仔细想来，这种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近年来语音学界自身也在向数字化大踏步迈进，所有涉及音声的研究领域都不例外，音乐理论研究领域与声学的联手，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是更符合潮流的事情。相对而言，仅从研究角度来说，使用声学数字化手段，确实更直观、更量化、更精准，因此也更体现了其前沿性。当然，我认为音位学方法也有着声学数字化手段无法替代的优势，即它更适合改良为与艺术实践接通的音声解析手段。例如我的发言中涉及的一个内容——对“乐说”与“唱”在唱段中转换的记谱改良，就是语言音乐学的适应课题（我也借助声学软件做了合理性的旁证）。

这次论坛对我的最大启发，一是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要努力尽快增加声学认知理论与解析手段，同时要根据中国音乐的特色，继续以教学与研究成果，在我国音乐院校推动语言音乐学的系统化基础建设（并与声学手段联手）。

无论是声学数字化软件的使用，还是语言音乐学手段的使用，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由于这次的研讨对象是“说与唱的阈限”，传统音符类分析手段全然失去主导地位，即便使用到一些乐谱，也往往是改良过的变体。

在最后的集体总结讨论中，有两个提议最引起大家重视。一是要避免多元音声探究的盲目性（如有人提到，毫无听觉审美价值又无文化特性价值的音声，应排除在探究目标之外）；二是分析手段应为文化研究服务，切忌陷入只有数据，没有文化分析的工具理性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