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的实际概念，其实存在两个，一个是现代语言学介入之前的传统“音韵学”，另一个是融入现代语言学之后的改良“音韵学”。

（一）传统“音韵学”的负特点

尽管“反切法”开拓了对汉字音节的音理分析，但它仍然没有摆脱以字析字的怪圈。毕竟，汉字不是表音类文字，研究字音的音韵学必然存在着表音手段的模糊与缺漏。

例如，在时间的长河里，表意文字的“意”，相对“音”要稳定得多。用以反切“上字”与“下字”依然是以表意为主的文字，它们自身的音声流变就是不争的事实。当我们要通过古韵书中的上、下字切找某字的古读音时，首先遇到的困难往往是不能确定所用上、下字的古读音。这里面隐藏着诸多不确定的可能性。

再例如，由于汉字无法直接标识字的音声，在古韵书中，对字的声调就只有调类的记载而无调值的记载。调类只能区分差异（如平、上、去、入）。在古音韵文献资料中，不同调类的具体形态，虽有描写，也是相当模糊的，最著名的是明代真空和尚解说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的《玉钥匙歌诀》：“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力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解释的结果，还是模糊得很，让人一头雾水。

再者，吴宗济评论《广韵》时有言：“当时声母是分阴阳（清浊）的，字调的阴阳……是由声母决定的。”^[12]即，实际上，《广韵》的上字与下字共同承担着字的声调信息。在时间的推移中，随着北方字受外来胡语影响，声母逐渐丢失浊声。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用传统音韵学方法辨识字调的模糊性。

因此，音韵学界的许多人都认为，引入现代语言学之前的传统音韵学，量化记录、量化描述的缺失太严重，那时候对古汉语音声的构拟类文章，某种意义上有些“鬼画符”。

（二）改良“音韵学”(www.daowen.com)

“任何学科的符号系统都反映一个学科的发展程度，符号系统的改变，甚至会与学科革命联系在一起。”^[13]

20世纪，现代语言学传入中国，国际音标的引入，给音韵学带来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性转折。

对改良音韵学派，标志性的事件是：瑞典的高本汉采用国际音标，借鉴西方在19世纪就开始使用的历史比较法，系统构拟了《广韵》（1915年高本汉开始陆续发表研究成果，1926年完成法文版《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3位中国语言学的先驱，将它翻译成中文，赵元任先生同时做了重要的校订和补充）。

尽管在没有音响的情况下，对古文献中语音的考证，推测的成分是无法避免的，但构拟的成果，如今却能够被量化标示出来了。《国际音标自学手册》上举了一个例子^[14]：有位老派音韵学教授讲《等韵一得》，用汉字解释相关术语，花了一学年，学生仍然懵懂。后换一懂国际音标的老师，只用两课时，学生就恍然大悟。我相信，不是第一个老师完全白讲了，而是第二个老师给予的量化描述，才能让学生真正走出模糊的迷雾。

毫无疑问，现代语言学的量化语音标记（国际音标），结束了音韵学虚空对虚空的纯玄学时代，进入了一定的构拟、推测加量化研究成果的半实证阶段。最突出的例证是，改良后的音韵学里，对汉族各地方言的实际存在，有了量化的调值记录（请参阅本章图表7.1《汉语方言声调对照表》）。很显然，表中相似的调类（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却有调值的差异（五度标调数码）。

由于两种“音韵学”的实际存在，音韵学文献自然就有了旧与新的分野。

鉴于上述情况，如何让音韵学成果更有效地为音乐分析服务，成了语言音乐学必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