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编撰《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时，传统音乐理论领域（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理论领域）的一些学者，就发现语言学界通用的“国际音标”能够记录丰富的方言符号。有人也试着使用过，但在推行上，却阻力重重。于是，《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注音方式便“八仙过海”各行其道，有的用汉字谐音，如四川卷的彝、藏民歌；有的直接用本民族语言，如内蒙古卷；有的用汉语拼音再加注汉译当地汉语方言，如湖南卷；有的将个别字用当地的变体汉语拼音标示在脚注中，如广东卷；还有些卷，更是卷内各部分都不一致，如新疆卷里有用国际音标的，也有用本民族语言的，贵州卷里有用国际音标配汉字译音的，还有只用汉译文字的（只有最后出版的云南卷是统一使用国际音标的）。据说当时主管《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工作的负责人也有统一使用国际音标的意愿，但苦于缺少既能够用音符记录乐音，又能够用国际音标记录语音的各地、各民族音乐人才。

为什么这样一部分重要的、能够展示中国音乐特点的音响形式——唱词音声，以往会被音乐分析边缘化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其一，这部分音响形式美之所以未能纳入音乐形态分析的范畴，是因为它们多半无法用西式传统音符记录。反向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件事的谬误所在。没有任何人敢断言，无法用音符记录的音响形式，就应被排斥在音乐之外。现行乐谱在记录音乐，尤其是非欧音乐方面的缺憾，人们早已有了共识。

音乐本体分析的方法源自习惯于分析思维的欧洲，欧洲音乐文化相对非欧音乐文化，是重音符的谱面文化。因此，把无法用音符记载的唱词音声排斥在音乐本体之外的思维方式，追到底，还是欧洲文化中心观念的潜在作祟。(www.daowen.com)

现今中国音乐院校基础课程依然是欧式谱面音乐体系。因此从这种院校培养出来的音乐人所熟练掌握的形态分析工具，必然是与音符相关的，研究对象也就自然容易局限于音符可以记载的音乐成分。

其二，对地域性多元唱词音声的比较研究，定然需要一种通用的记音符号，中国音乐院校的基础课里没有这项训练。中国知识界层普遍具有的汉语拼音能力，面对地域性多元唱词，却无法适应。因为汉语拼音是为普及普通话而创造的，普通话的音声是汉语中音素较少的，汉语拼音的符号自然相对较少，远不能胜任记录各民族、各地域的方言唱词。其他国度、民族的母语拼音符号，面对其他语言的唱词，也同样受限制。尽管全人类拥有极其丰富的语言音声，但在每个特定的人群里，语言音声自然是相对有限的，为之服务的特定记音符号，当然也就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