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在中国的声乐品种中，唱词音声是地域性音乐溯源的直接依据；唱词音声既有自身的解析价值，又是连接语言与唱腔之“乡韵”的桥梁，还是连接声乐品种与大文化信息的桥梁；鉴于中国式字音连接的特殊艺术魅力；又鉴于“乐说”与“唱”在中国传统声乐品种中的高频率协作；我认为，使用非音符类手段进行解析，至少在上述五个范畴，是探究“乡韵”的核心认知环节。

俗话说，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中国的文化特色与语言特色，决定了对“乡韵”的探究，在本章所谈及的五个范畴，非音符类手段是解锁的主钥匙之一。

视非音符类手段为核心认知环节，是向“乡韵”创作行为方式的一种回归。因为我国地域性多元音乐的创作群体，原初的演唱就是“说”“唱”搭配的，原初的重要创腔手法之一，就是依字行腔的。

视非音符类手段为核心认知环节，又是对学院式音乐形态分析的一种超越。由于西式教学体制，学院式音乐形态分析方法习惯于把目光主要投注在音符比较能够把握的“腔”上（其实按照《音腔论》^[20]的分析，中国音乐的“带腔性”未必能靠音符把握）。但我们传统音乐理论研究者面对的是中国特色的“乡韵”。

在跨界方法的使用、高科技手段层出不穷的21世纪，方法不是问题，观念才是最大的超越难点。

【注释】

[1]参见罗殷：《湘地的昆曲：以湖南省昆剧团之湘昆为例》，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6月。

[2]钱茸：《语言学方法之于音乐的“中国元素”——<民族语言音乐学>课程认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05页、第107页。首次提出有关方言对唱词与唱腔的“显”“隐”性影响。

[3]请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三节一之（四）“唱字展延中的歌唱变异”。

[4]参见于会泳：《腔词关系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5]参见周青青：《汉语语音的声、韵因素在汉族民间歌唱中的作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45-48页。

[6]参见李方元：《对梅里亚姆研究理论“三步骤”的思考——从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取向看“两张皮”困境》，载《董维松教授八十华诞暨中国传统音乐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65-175页。

[7]参见朱嘉星：《梅里斯区达斡尔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专业本科学士论文，2010年。

[8]钱茸：《唱词音声的“音乐性”再认识》，《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84页。(www.daowen.com)

[9]杨振淇：《京剧音韵知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10]杨振淇：《京剧音韵知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7页。钱茸改注国际音标。

[11]杨振淇：《京剧音韵知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钱茸改注国际音标。

[12]杨振淇：《京剧音韵知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2页。

[13]ICTM，即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的缩写。

[14]钱茸：《向传统声乐研究领域吹响的一支号角——ICTM 2015年巴黎专题论坛侧记》，《人民音乐》2015年第9期，第82-83页。

[15]“言语”，是语言学术语，特指以语言传递信息的行为。

[16]由于中国文化的模糊性特点，使得汉字往往会一字多义。声调的“声”字就有这种倾向。为了不产生歧义，我具体谈及汉字声调时，尽量使用“字调”。

[17]赵沨、赵宋光：《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 舞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音乐”条目。

[18]彭彦婷，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专业2017届硕士毕业生。

[19]彭彦婷：《语言音乐学视角的湘剧高腔音乐探究》，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6月。

[20]参见沈洽：《音腔论》，《中央音乐学报》1982年第4期，第13-20页；1983年第1期，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