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析“乐说”之前，必须交代清楚一些相关知识点与术语定义。

（一）发声三腔的两种功能

人的发声器官中，与说和唱发声形态差异最直接的关联部位，是发声三腔——口腔、鼻腔、咽腔（见图表5.3）。

图表5.3　发声三腔

这三个腔中，口腔因具有较好的开合余地，再加上舌头的作用，腔体可变性最强；鼻腔空间比较窄小且无法开合，离声带最远；咽腔是狭长的，上通鼻腔（这段称鼻咽腔），中通口腔（这段称口咽腔）；下通声门（这段称喉咽腔）。咽腔本身没有出口。

这三个腔，相对说与唱，主要有两个必须说明的音声创构功能（为突出主题，本文抛开声带及其他器官在造声上的作用）：

其一，作为发声通道的功能，即，声带振动之后，通过这三个腔，把声音送出去。

其二，作为乐音化的共鸣腔体功能，即，声音进入腔体后，用气托住，在腔体里有规律地旋转振动，使声音能够按照一定的频率延展。

解析“乐说”与“唱”的发声形态，三腔的两个音声创构功能（①发声通道；②共鸣腔体）是关键点。

（二）与“唱”“说”比较中的“乐说”

定位“乐说”，离不开另外两个相对概念：言语中的“说”与音乐中的“唱”（见图表5.4）。

图表5.4

1.“唱”的发声形态

如前所述，笔者在此论述的“乐说”与“唱”，是声乐品种中两种艺术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声乐品种中，“乐说”是相对“唱”而存在的。因此在界定“乐说”的发声形态之前，必须解析清楚“唱”的发声形态。当我试图阐述它们的差异时，发现相对来说，“唱”的特点比较单纯。

我把“唱”的发声形态特点归纳为两点：

1）乐音化

唱，在发声的时候，主要把三个腔体（口腔、鼻腔、咽腔）当作共鸣腔来使用，用气托住字音在其间回旋振动，因而产生可以持续延展的稳定音频。

2）音高比较确定

由于“唱”的发声音高比较确定，容易用音符捕捉，所以中国传统声乐品种中，凡是可以用音符记录的歌唱成分，都当然的属于“唱”。

2.“说”与“乐说”的差异

毫无疑问，相对唱，“乐说”的发声形态必然是接近“说”的。语言学里的“说”，是“言语”的意思，即用语言传递信息。而传统声乐品种中的“乐说”，如前所述，则是与“唱”相对应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

言语中的“说”，发声状态基本上用的是三腔的通道功能，当然有时也用三腔的共鸣腔功能，如拖长声呐喊时。不同地域的人群，甚至人与人个体说话习惯也可能两种功能使用产生一定的比例差异，但总体上，言语中的“说”，主要使用三腔的通道功能。

传统声乐品种中的“乐说”相对言语中的“说”，其最关键的差异是：

首先，身份不同。“说”，是信息交流的手段；“乐说”，则是声乐品种的一部分，本质上已成为该听觉艺术的音声，也就是获得了音乐身份。

其次，基于上述不同，导致“乐说”在音乐艺术审美的需求下，还可能产生诸多变异。(www.daowen.com)

（三）类型比较中的“乐说”

我把声乐品种中的“乐说”分两种类型解析。一类是原生型“乐说”；另一类是变异型“乐说”。

1.原生型“乐说”

这种类型的“乐说”，之所以称为“原生”，是因为它们在发声形态上，与言语中的“说”基本类似或比较接近。我在此把原生型“乐说”的发声形态也归纳为两点（与上述“唱”对应）：

1）非乐音化

声乐品种中的原生型“乐说”，其发声形态与“唱”相比，最重要的不同点表现为，它们主要把发声三腔（口腔、鼻腔、咽腔）当作字音的发声通道，而不是共鸣腔体。

2）音高不够确定

声乐品种中的原生型“乐说”稳定音频延展时间较短，表象常常是：要么唱词音值短促而音高点不固定，要么唱词音高急速进行（或上趋，或下趋）微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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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型“乐说”主要存在于传统说唱曲种中大段的叙述、戏曲的散白，还有各种传统声乐品种唱段中间。如苏州评弹《新木兰辞》中这一句中的“卒”，与同段的另一句中的“书”，在演唱时，都是“说”（“乐说”）出来的，“卒”是入声字，“入声短促急收藏”，演唱时音值短促且音高点不固定；“书”字演唱时是下趋字调。这两字的音高都站不住。

上述例子之所以归入“乐说”，简言之，因为它们是声乐品种中的音声，却难以用音符准确标示。又因为这两例中的唱字“卒”与“书”的音声形态更接近言语中的“说”，所以，我把它们归类为原生型“乐说”。

由于声乐品种中“乐说”的存在目的是进行音乐表现，它们必然会根据不同的表现需要，追求一定的艺术夸张，有可能是音量上的小夸张；节奏上的小夸张，例如在京韵大鼓的叙说成分里，“急急忙忙”这四个字，在作为言语的“说”中，节奏是以均速呈现的；而作为说唱品种中的“乐说”，却往往夸大成符点化，变成。这种小夸张所产生的变异，不仅本质上依然具备①非乐音化；②音高不够确定，而且相对言语中的“说”，形态差异不大。因此我把它们依然归放在原生型“乐说”中。

2.变异型“乐说”

从言语中的“说”变身份为音乐艺术表现方式的“乐说”，也会出现大幅度的形态变异。常见的至少有两种：

其一为音色变异。如京剧里的上口字在韵白里不同于生活中的北京话，它们与唱段中的唱字却有着一致性，如“可怜”的“可”，北京话念［］，京剧韵白中念［］，京剧唱腔里念［］。显然，京剧韵白作为一种“乐说”，在音色上是向唱字看齐的。这种变异的“乐说”，虽然在音声形态上依然具备①非乐音化；②音高不够确定，但所用字的音色与该声乐品种流传地的方言用字相去较远，以致产生了听觉上有重大变异的艺术效果。我视这种“乐说”为变异型“乐说”（参照物是本地方言中“说”的形态）。

其二为乐音化变异。如前定义，言语中的“说”与音乐中的“唱”之间有着一个“非乐音化”与“乐音化”的重要差异。但是，在一些戏曲中，却存在着一种具有“乐音化”现象的“乐说”，如京剧小生韵白“夫人哪”中的衬字“哪”字（见图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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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5

请看Praat 软件展示的旋律线条。如果不使用共鸣腔体功能，是不可能呈现的。之所以把它还称作“乐说”，是因为尽管这个“哪”字已具有唱的某些特点（用气托起的高低起伏的长音），但它的音高相对不确定，依然不能用音符记录。

总之，作为声乐品种中的两种表现方式，唱与“乐说”，其本质区别就是能否用音符准确记录（凡加用上趋或下趋箭头处，都算不上“准确”记录）。有乐音化变异的变异型“乐说”发声形态的呈现，显得比较复杂。因此，这类变异型“乐说”某种意义上，掌握与解析的难度远远大于原生型“乐说”。因为它们的变异度，不仅音符抓不住，连国际音标字调符号的模糊记录方法都难以捕捉，只能求助音响与声学软件。

下面，我们借助本书的二维码优势，聆听一段京剧老旦行当的经典戏码《钓金龟》打引子的第一句“家无隔宿粮，饥寒实难当。”开始是韵白（即一种“乐说”），到“实难当”就挂上腔了。请细细试着以“乐说”理念，咀嚼一下。你会发现，这几个字的记音难度很大，“实难当”这三个尾字，勉强能用音符记录（属“唱”的部分），前面那些字，有的是小有艺术夸张，有的夸张幅度很大。这类句子的艺术表现，实际上是原生型、变异型“乐说”与“唱”一应俱全的。其复杂度可想而知，京剧界有俗语：“千斤话白，四两唱。”其艺术价值与驾驭难度，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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