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界常提一种“特化”现象，所谓“任何一种人类语言都是一种特化了的声音系统，声音的特化，需要一套特化了的语言发音器官”^[2]，即长期使用一种语言，会使发声器官的肌肉和相关神经反应，根据常发语言音声的需要而生成。于是就自然产生了这样的现象：意大利人都擅长发舌尖中颤音（俗称“打嘟噜”）；法国人都擅长发小舌颤音；闽南人因舌面前高元音的鼻化音用得多而鼻音亮丽；彝族人因浊音用得多而低音浑厚。前面所谈壮侗语族的腭化辅音与唇化辅音所产生的音效也是语言特化的明显例证。这种语言的特化现象不仅造就了各地域人群歌唱的特殊能力，也造就了一些歌唱家独具魅力的演唱风格。例如：

（一）郭兰英

郭兰英是一位极有人气的歌唱艺术家，网上有人称她为“不可超越的郭兰英”，她的歌唱有一种让人无法模仿的魅力。当然，郭兰英的歌唱魅力包含了多种因素，如她对情绪表现的细微把握、她的嗓音特点、她吐字的老道功力等。笔者要特别强调的是，她充分运用了西北母语赋予她的地域性语言音色。西北语言并不像藏语或闽南语那样拥有大量鼻化音韵母，却拥有一个极富魅力且使用频率极高的鼻化音［］（包括以［］为韵尾的二合元音韵母）。在西北，最强化这个音色的地区是陕北、关中，最强化这个音色的声乐品种是秦腔。秦腔里不但句尾韵常押这个音色（即“言前”韵，陕北这个韵不念［an］，而念［］），而且句中、句间还常加用衬字“咹”（读音即［］）的走腔。郭兰英是山西平遥人，按照方言情况来看，平遥是山西中部，这里鼻化音的使用已有些变化（常存在于儿化音前的主韵母）。但郭兰英从小唱山西中路梆子（12岁登台）。梆子腔的鼻祖是秦腔，而［］这个音，又是秦腔里最美的音色，于是在距离陕北较近的山西梆子里，自然丢不下这个音色，因为这个音色已成为西北地域传统声乐品种中的代表性音色了。郭兰英的演唱中，突显了［］韵对她的特化作用。她的代表作里，艺术效果最好的，往往是用［］韵的。如《小二黑结婚》里那段：“清凌凌的水来蓝格英英的天，小青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刘胡兰》里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队伍那个出发要上前线。”句末的“天”“边”“山”“线”都押在［］韵上。她吐出的［］韵，美得沁人心脾，美得耐人寻味。关键在于，有些歌曲与西北毫无关系，如电影《上甘岭》里的《我的祖国》（这支歌似乎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押的就是言前韵），她仍然把歌词中所有的“an”，读作［］。不仅如此，她在歌唱时还尽可能把［］的读音感觉渗透到其他字韵里，使之成为一种吐字的整体风格。听众全然接纳了这种“不用纯正普通话”的郭兰英风格。后来有人试图用美声或学院派民族唱法演唱《我的祖国》，许多听众接受不了，他们只认郭式的首唱，“听的就是那个‘怯’味儿”（老百姓语）。(www.daowen.com)

（二）才旦卓玛

才旦卓玛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藏族女高音歌唱家。前面我们提到过，藏语中使用大量鼻化元音，这些极具高原特色的音声，特化了藏族歌手的发声器官。作为歌唱家的才旦卓玛，特化程度尤为典型。20世纪60年代初，才旦卓玛被选送至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在学院式教育中，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歌手被训练出了纯正的普通话，他们在用普通话译文演唱本民族歌曲时，原有的个性光彩大大削弱。而才旦卓玛的发展却与众不同。不知是她本人有意坚持，还是她的老师在教学中的刻意追求，或许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更大的可能性是，才旦卓玛出藏学习的时候已是成年，母语的顽固使然。总之，才旦卓玛的歌唱始终保持她的高原地域特色，即便是在用普通话译文演唱时，也把汉语“藏语化”，即把原本没有鼻化音色的汉语普通话，唱成泛鼻化音效的藏语式汉语普通话。这种不符合学院派民族歌唱规范的做法，恰恰成就了才旦卓玛的艺术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