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对符号的概念，艺术的符号化存在与艺术传承的关系才顺理成章。

如前所述，传统文化品种，需要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时代才能生成。昆曲绝不可能萌生于21世纪，也不可能诞生于中国昆山以外的任何地方。这正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价值所在。但是若由此推论说昆曲不能存在于21世纪的任何地方，却是绝对荒谬的。因为“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是以符号为媒介的”^[6]，尤其是那些能够被称为艺术的文化品种，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有意味的符号”（引申自形式论者贝尔^[7]的“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概念）^[8]。如前所说，因符号的“可复制性”，艺术品种凭符号化的方式得以传承。诚然，从原始使用功能向艺术的转化过程中，它们一定会丢失某种语义，但它们最恒定的成分一定是最能代表特色魅力的符号。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音乐的长久传承，比金石艺术的难度确实要大一些，因为音乐的符号更动态。但古琴音乐能够流传若干千年，昆曲能吟唱数百年，这已经足以说明传统音乐可以离开孕育它们的土壤而同样以符号化的方式生存下去了。

鉴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呑噬，严格意义上说，真正意义的“原生态”传统音乐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它们的存在与否，只能是相对的。目前存在的“原生态”传统音乐，都只能算不同程度的“原生态变体”（变异符号）。(www.daowen.com)

这几年常听人们在是否“原汁原味”上争论不休。仔细想来，传统音乐的承接事业中包括许多事项，其中只有“非遗”项目是需要追求相对“原汁原味”的。因为这项工作的主旨就是留存文化母本（原生符号），这种“博物馆式的保存”是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一环。除此之外的所谓“原汁原味”是值得商榷的。

当我们需要这些传统音乐，或者说需要传统音乐那些“有意味的符号”被更多21世纪的人们接受的时候，怎能不考虑当今审美习惯与传统审美习惯的差异。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的变迁，文化的碰撞、融汇，都决定了人们的审美经验、审美习惯大不同前，审美需求自然也就今非昔比了。既要承接传统音乐中“有意味的符号”，又要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因为只有满足了现代受众的审美需求，传统音乐那些“有意味的符号”才能鲜活地存在下去）。相对“原汁原味”的“变异”，如前所述有两种：一种“变”，是丢掉原有文化品种中具有恒定魅力的符号，那自然就成了其他东西。这种“变”与“承接传统”无关。另一种“变”，是对传统原有恒定魅力的符号进行规模上的增减（如大型歌舞集锦《云南映象》中，对各民族“原生态”歌舞的截取、拼接，各种锣、鼓等各族特色打击乐器在舞台上的变异规格。另一大型歌舞集锦《多彩贵州风》中，那些夸张变异的发笄），或围绕传统符号进行外包装（如在突出传统音响前提下的各种交响化尝试、现代设计理念的运用等）。毫无疑义，后一种“变”，不仅依然有承接传统音乐的效果，某种意义上，还强化了那些符号的“意味”，也就是强化了它们的魅力。我理解，人们所提“中国元素”，便是指中国传统音乐中最具恒定魅力的那些“有意味的”母本符号。我认为，突出“中国元素”的新创作，同样是对传统的传承，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符号注入新鲜血液的传承。这种“变”，是在承接母本符号基础上的“变”，完全符合当今追求多元文化的后现代理念。也未违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维护文化特性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