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文化与特殊的农业文化背景为中国人的内心编织了浓浓的乡情，而语言的特殊性又使得“乡音”必然潜入各地传统音乐品种（首先是声乐品种，其次是受声乐品种影响的器乐品种），从而产生具有地域特色的“乡韵”。

这些“乡韵”，与各地具有丰富音色的旋律型声调语言音声，有着若即若离、极其贴近的亲缘关系。方言音声之于“乡韵”，其实有三个层次的影响力：其一，在唱词音声上的显性效应——直接承接方言音声，或有些微的艺术加工；其二，隐性影响唱腔的构成——不是等同，而是趋势性的影响；其三，对器乐产生隐性之隐性的影响——器乐再受传统声乐唱腔的影响（如陕西筝、河南筝、山东筝中的地域性音乐色彩）。应该说，是各地“乡音”支撑“乡韵”的存在，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拼托出蔚为壮观的听觉盛宴。

中国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从本质上讲，突出地表现在以多民族、多方言为基础的地域性音乐样式上。也就是说，在中国千姿百态的传统音乐品种之间，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地域性唱词音声的差异。

方言及地域性原生唱词向普通话唱词的趋同态势，不言而喻应是丢失中国音乐多样特性的危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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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旅澳学者杨沐：专场系列讲座《人类学理论，当代文化理论及其在音乐研究中的应用》（共12讲），中央音乐学院，2005年5-6月。

[2]百度百科“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条目：https：//baike.baidu.com/item/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706934？fr=aladdin，引用时间：2019年1月。

[3]笔者首次使用“此岸性”一词，于《古国乐魂——中国音乐文化》（钱茸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4页。

[4]20世纪70年代末，此书主要观点首先被披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刊《未定稿》上，后由高铦、徐壮飞、涂光楠翻译出版（[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徐壮飞、涂光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5][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徐壮飞、涂光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3页。(www.daowen.com)

[6]同上。

[7][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徐壮飞、涂光楠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3页。

[8]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18页。

[9]笔者按陈其光《中国语文概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303页）中《中国各民族使用语言表》的数字做了统计，计算结果是98%以上。笔者在文中所用比率，是保守的说法。

[10]参见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124页。

[11]《北京科技报》，2012年2月20日。

[12]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刘宝俊：《走出麻木与悲凉——濒危语言和方言的拯救》，研究生网，2004年12月23日。

[14]前工业文明，即工业文明以前的经济形态。

[15]“嵊县”目前改称“嵊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