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为了解中国方言的存在与地域性声乐品种的审美基础现状，笔者对100个中国家庭进行了一次有关方言的问卷调查。

（一）问卷调查

问卷内容如下：

家庭语言调查表

接受问询的家庭分别居住在中国南、北方10个省份或自治区的大、中、小城市、乡镇、农村，分属若干不同的民族。调查的内容是：①每代家庭成员在家里使用何种方言；②每代家庭成员在社会上使用何种方言；③每代家庭成员是否喜欢或喜欢何种民族音乐品种。调查结果是：在这100个家庭中，60岁以上的成员100%在家里说家乡方言，只有6%的成员在社会上有时用居住地的强势方言（所谓强势方言，即占主流地位的方言，例如在上海，上海话对于江北人来说就是强势方言）或用普通话；20岁左右至60岁的家庭成员中仍有90%的人在家里讲家乡方言，而在社会上说普通话或强势方言的趋势与年龄数字成反比，即越年轻的，越趋向说普通话或强势方言；20岁以下，在家里不说家乡话的比率骤增，尤其是10岁左右的孩子，半数以上在家里和社会上都不讲家乡方言。有一张问卷上同一代的两个孩子（姐弟），一位21岁，一位7岁，前者在家说家乡方言，后者则在家里和社会上都只讲普通话。但是5岁以下的孩子在家里说普通话的比例，却低于10岁左右年龄层。上述情况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求职的需要、旅游业的需求、不同地域人们的通婚以及幼儿园与学校的普通话环境等等，但最关键的还是几十年来国家对几代人推广普通话的政策，以及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另外，我所调查的100个家庭都没有专业音乐工作者。问卷表明：60岁以上者，只要是喜欢音乐的，大都喜欢家乡的地方民间音乐品种；60岁以下的，则往往选择全国性大戏曲剧种，或其他地区的民间音乐品种；20岁以下的年轻人则多半不喜欢民间音乐品种。

（二）丢失趋势

这次问卷调查，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原有的多元语言基础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据有关方面材料透露：“我国120多种语言中，半数濒危。”遗失的方言就更难统计。“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现在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处在衰退、乃至濒临消亡的危险之中。语言濒危现象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危机，据语言学家估计，在21世纪的100年里，至少50%以上的语言将会灭绝。”^[12]且不谈“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媒介，是文化的容器和载体；文化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的总和，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13]，仅就我国音乐文化而言，正因为我国多元语言与民间音乐的依存关系，能否使用某种方言，往往决定能否具备某种地方民间音乐的审美习惯。因此，在丢失某种方言的同时，往往也随之丢失了某种审美习惯。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重要特点——地域性，很大程度来自方言根源。当前方言的流失，必然对我国民间音乐的存在造成威胁。(www.daowen.com)

（三）基础尚存

这次问卷调查也展示了一些令人欣慰的信息：5岁以下年龄层的孩子在家中说方言的比例高于10岁左右年龄层。也就是说，相当比例的孩子在家庭中原本是能够说方言的，直到步入幼儿园或学校，才开始丢弃原有的语言习惯。从小根本没有说过方言的孩子，往往成长在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地区，父母不是同一地域的人，但是这类孩子若分别跟随祖父母、外祖父母生活一段时间，往往能够得到操用两种以上方言的能力。

究其原因，与宗法文化背景不无关系。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社会，以祖宗为神，以长者为尊。因此，祖先使用的语言——乡音，在人们心目中是有着神圣地位的。客家俗谚：“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这是客家方言经久不衰，成为中原语言文化“活化石”的根源。显然，宗法文化的传统影响，至今还在对方言的留存起着某种维护作用。

鉴于我国多元语言基础对多样性民间音乐的源流作用，目前方言的留存状况对民间音乐来说，必然是利事。尽管在全球弱势语言大衰退的潮流中，我们国家也未能幸免，但从多元语言的留存状况来看，还有值得庆幸的一面。

诚然，我国各民族、各地域，无论是大多数区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是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渔猎、游牧经济文化类型，都处于前工业文明^[14]状态，因此，工业文明的正负两极对我国的影响相对都小。我们与发达工业国家的生产力相比是落后的，但我们恰恰因此而留存下了那些自成体系的多元地域文化。

文明的进取，往往以丢失为代价，“标准件”化的时间长了，语言的趋同与民间音乐的趋同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特性的丢失，如同大自然中物种的消亡，失而不可复得。当后工业文明的代言人——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追寻多元文化时，遗憾于前人盲目一体化的尴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移民文化，投向东方国家没有来得及丢失的家底。在重新提倡尊重多元文化的今天，从某种角度上看，我国的现状（指多元地域文化）反倒具备了与后工业文明接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