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音乐的相似处，是都得借助声音表情达意。声波的构成是：音质、音高、音强、音长。音乐的基本要素——音色、音高、音强、时值，都可以与声波四要素对等（音色即音质；时值即音长）。
声乐与语言的共性更多，除了相似的声波构成，他们还使用着相同的造声器官。
声乐与语言的相异处，从功能上说，前者侧重情与美的传达，而后者则侧重信息的传达。
人类的歌唱行为与言语（操作语言的行为，被语言学界称为“言语”），出现秩序孰先孰后，语言学界、音乐学界、生物学界众说纷纭，问题的难点在于对“歌唱”的界定上。认为言语行为早于歌唱的人，往往给予歌唱的定位过高（至少得有专业歌唱能力）。我更倾向歌唱先于言语而产生，音乐是语言的摇篮。早期人类在用口腔、鼻腔、咽腔发出哼哼叽叽不同音响时，歌唱与言语是不分家的。有学者认为：“音乐之初始形态，是一种前语言声音交际符号。”[8]
随着时间的推移，声乐与语言逐渐分化，注重传递语义信息的那部分，成了语言；注重情绪、情感宣泄的那部分，发展出了声乐（图表1.1）。
图表1.1
在不同的群体中，声乐与语言的分化程度是有差异的。显然，声乐与语言的分化程度越小，声乐与语言的关系越是密不可分。
世界上许多群体的文化都曾遭遇历时中断，而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从未中断）却是举世闻名的，表现在语言上，它延续了与音乐相关的两大特点：
（一）旋律型声调为主的语言类型
众所周知，中国的主要使用语言，是汉藏语系语言（汉藏语系使用者占全国人口的95%[9]以上。其他四种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的使用者比例很小）。
从语言声调的角度归类，汉藏语系语言属声调语言，它与非声调语言相对而存在。两者之间的类别差异在于，前者的音高起伏有辨义性（区别字意），后者的音高起伏则无辨义性。当今世界已发现的语言中，声调语言与非声调语言几乎各占半数，而属于声调语言类型的语言中，又可进一步区分为高低型与旋律型两类[10]。高低型声调语言，大多为多音节语言。汉藏语系语言是单音节的，往往在一个音节中就存在曲折起伏，如普通话的上声［-214］（例字“马”）、苏州话的阴去［-513］（例字“对”）、福州话的阳去［-242］（例字“韵”）、章鲁侗话的次阴去［-453］（例字“破”）、上南岸仫佬话的第二声［-121］（例字“舌”）等等不一而足。再加上不同走向声调的字，在组词时就会造成音高的曲折进行。因此，汉藏语系语言自身的旋律性不仅超越非声调语言，也会超越如非洲、南美等地的其他非旋律型声调语言，而更多地保存了音乐的旋律性，故被称为旋律型声调语言。
显然，旋律型声调语言，正是与音乐还未完全分化的那部分语言。这类语言与音乐（尤其是声乐）的关系，简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意义上的连体双胞胎。(www.daowen.com)
（二）多彩语言音色与长短音值的对立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李辉教授的课题组与中文系陶寰副教授合作采用计算生物学方法研究发现：“……语音最复杂的前几种语言都存在于中国，中国南方的语言资源非常丰富，很多方言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1]
我理解，文中所提“复杂”，除去语法成分（与本课题无关），从音声上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是音色的多彩；其二是我国南方大多数语言及方言都留存有音值长短的对比现象，主要表现在舒声调与促声调、非紧喉音与紧喉音、长元音与短元音之间。
我之所以把上述“复杂”的语音现象看作与音乐相关，是因为从音响形态来说，音高、音色、音值、音量等任何音响元素的“复杂”声波振动，都毫无疑问会增加听觉上的丰富性（请参阅本书第三章“唱词音声本体的音乐价值辩”）。
丰富多变的音声，能够展示绚烂的音响美感。
美学的基本原则是对比原则，浓与淡、密与疏、规范与破规范……几乎可以说，没有对比就没有艺术。
中国语言的多彩音声，是举世公认的。原因如下：
其一，民族众多、语言繁杂。
中国所拥有的56个民族分属5大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请参阅本书第十三章第三节二之（二）“地域多元音声的模糊性”）。
其二，地域广阔、“十里不同音”。
中国具有960万公里的幅员，几千年来，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农民们祖祖辈辈固守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学术界称此为“超稳定经济结构”，尽管历史上的战争、灾荒，也造成过数次大规模移民，均属非常态。如前所述，这种典型的“亚细亚”经济造成相对封闭的地域文化。因此，即便在同一民族的人群里，也因“十里不同音”，而形成每个地域群体都具备多种方言的格局。
其实，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个群体的语言中，所用音声都是有限的。使用不同语音的群体繁多，音声在总体上自然显得异常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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