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文化”相对“彼岸文化”而存在。

“彼岸文化”的关注点是神的世界——神的光辉形象、神的伟大业绩。

“彼岸文化”的审美重心，在对现实的超越。落实到听觉艺术，在“彼岸文化”氛围里，最有分量的，莫过于“天外之音”。

“此岸文化”则反之。

虽说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是所谓“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并非“彼岸”的神界“天堂”，而是人的心灵体验——对大自然、大千世界的感悟。在中国，无论外来的，还是本土的，任何宗教都无法与儒家之说抗衡。而儒学不是神学，是一种人学——研究与规范人际关系的学问。显而易见，中国文化呈“此岸”性。

中国的听觉审美重心，便倾向于人间的“乡音”“乡韵”。

那么，形成中国此岸性音乐文化的根源何在？

（一）宗法社会的制度根基

中国主流文化的此岸性特点，首先根源于宗法社会的制度根基。宗法社会的本质，是一个“宗”字。“宗”，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宗法社会的特点是“家—族—国”，一以贯之地拓展宗族的组织原则与组织宗旨——嫡长子继承权、以孝治天下。宗法社会的基础组织，是“家”。“家”的存在空间是“家乡”。“家乡”最为人本化的音响标识，无疑是乡音——家乡方言的音声。俗语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素不相识的人，何以认同为老乡？乡音一线牵。越是在家乡生活时间长久的人，对乡音的认同感越是执着。“乡音”进入音乐品种，就产生具有各地域独特风味的“乡韵”。“乡韵”的最原始魅力出自家乡气韵，它们是链接着每个人成长信息的音声。

正是诸多个体对“乡音”的眷恋，导致“乡韵”——音乐中的地域性音声成分，以斑斓的多元概貌，持久长存。(www.daowen.com)

（二）亚细亚农业文明基础

中国文化的此岸性特点，还根源于特殊的农业文明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末，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4]传入中国，史学界曾掀起一场对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热烈讨论，澄清了一些基础问题。最重要的论点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欧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把中国漫长的历史纳入“封建”，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经济学家以简单化的模式误导的结果）。成长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数千年来，从萌芽至成熟，始终维系着一种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从本质上不同于欧洲意义的“封建”（本课题在此不展开深入阐述），其基本特点有三：

其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属于国家所有。”^[5]除了皇帝，举国臣民对土地没有真正的所有权。

其二，“亚细亚社会的基础是村社制，每一个村社，通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而达到自给自足。”^[6]

其三，“中央集权起着支配作用。”^[7]

也就是说，亚细亚社会的上层，以改朝换代的形式，自然调节中央集权的强度，每个朝代的始掌权（开国）者，必定是控制权力的高手，当后代无法攥紧权柄的时候，就会由某种力量取而代之。于是，在朝代的更替中，中央集权长久地得以延续。亚细亚社会的下层，作为基石，则表现为超级稳态、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若没有突发的社会事件（如战争），这种社会的人员流动相对较少，社会结构相对稳定。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业文明，必然导致各个地域的文化在相对封闭中自成体系。表现在语言音声上，就是构成“十里不同音”的格局；表现在音乐上，就是构成传统音乐的地域性多元总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