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自2002年始，踏上向语言学界学习之路。十几年的吸纳与呕心沥血，才有了此书，其间发表了13篇相关文章，开讲了6轮《语言音乐学基础》的选修课，出版了《语言音乐学基础》^[40]教程。这十几年，经历了自我挑战的艰辛，教学相长的喜悦，仅课程题目就从“民族语言音乐学”到“音乐语言学”又到“语言音乐学”几易其名，对唱词音声的认知不仅从深度到广度都在不断开拓，且自我更新也时时发生（可以从已发表的十几篇文章中看到）。2011年以“唱词音声说”中标教育部后期资助重点项目（结项时改为“唱词音声解析”）。由于这个领域原本在音乐界比较荒僻，待开垦的空间较大，本人是努力朝着系统化建设进发的，原创的成分较多，比较重要的原创点举隅如下：

1.将唱词音声本体作为音乐文本来研究。我最初着眼于语言音声的多元素对地域声乐的影响（《从方言的存在与流失谈中国多元音乐的维护》^[41]），其后聚焦被音乐界忽略的唱词音色（《语言学方法之于音乐的“中国元素”》^[42]），最终落脚于全方位的“唱词音声本体”（《地域性声乐品种之音乐形态分析新议》^[43]）。

2.唱词具有文学符号与音乐符号的双重身份（首次提出在《语言学方法之于音乐的“中国元素”》^[44]请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一“唱词的双重身份”）。

3.唱词音声是音乐符号的体现，并可分为两类：①显性音乐符号——唱词音声本体（第一版本提出在《语言学方法之于音乐的“中国元素”》；第二版本提出在（《〈唱词音声析〉理念与新版“双六选点”》^[45]）。②隐性音乐符号——唱词音声对腔的潜在影响（首次提出在《语言学方法之于音乐的“中国元素”》^[46]”）。请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二“唱词音声的两类音乐符号”。

4.“双六选点”，即两种尝试方法的简称。一种着眼唱词音声本体（唱词的显性音乐符号六选点），一种着眼唱词音声对唱腔的影响（唱词的隐性音乐符号六选点）。“双六选点”不是死板的套路模式，而是开放式的启发模式。“双六选点”之称正式出现在《〈唱词音声析〉理念与新版“双六选点”》^[47]。

5.“认同回归和谐”听觉审美规律。首次以“唱词韵律构成的音乐性”论及此规律在《地域性声乐品种之音乐形态分析新议》^[48]，后来以“唱词的显性音乐符号选点之四：认同回归和谐选点”进一步论述在《〈唱词音声析〉理念与新版“双六选点”》^[49]。我之所以专门列出这个原创点，是因为觉得它的价值远远超出“唱词音声解析”。（请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三“唱词韵律构成的音乐性”及第八章第四节“选点Ⅳ：认同回归和谐选点”）(www.daowen.com)

6.“核心认知环节五范畴”。在本课题进行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非音符类解析手段对于地域性音乐研究的重要性。它并不永远是音符类研究的附属成分，至少在特定的五个范畴，相对音符类研究，非音符类解析应是核心认知环节。这个想法，我首次提出在《面对中国“乡韵”》^[50]（请参阅本书第五章“面对乡韵的‘五范畴’谈”）。

7.从传统声乐品种所有类型（包括民歌、说唱、戏曲等）角度提出“乐说”与唱是同等地位，互补互衬的两种声乐表达方式。首次提出在ICTM（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的“说与唱的阈限”巴黎论坛上，英文发言稿为Speak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Vocal Music and Its Relation to Singing；2017年，以拓展修改后的中文稿《试析“乐说”及其与唱的关系》^[51]发表（请参阅本书第五章第二节“‘五范畴’另议：‘乐说’音声”）。

8.对音韵学语音分析顶层设计的价值评价及在语言音乐学领域的使用建议。首次以《介于“用”与“不用”之间——音韵学之于语言音乐学》^[52]一文发表。载2017年第1期《黄钟》（请参阅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9.对“前置共鸣腔”的说法与论述。我是在了解到具备鼻辅音与鼻化元音的语言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时，发现了中国式歌唱位置的源头、形成与审美特色，最早提出在《汉藏语系鼻音语言对中国传统声乐的影响》^[53]（本书将有关鼻化元音部分及“前置共鸣腔”的提法放置在第四章第一节“中文歌词与意大利语音声位置的矛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