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界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大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理论分析角度的“腔词关系”

腔词关系，按照于会泳在《腔词关系研究》中的界定：“是指在同一乐曲中唱腔与唱词的关系。详言之：在统一内容范围内，唱腔自行规律与唱词自行规律的结合关系。”^[6]

以往提及语言与音乐的结合点，音乐界多半着眼于此。而且，由于一些大师级人物的参与，这一部分的研究硕果甚丰。这类成果大多侧重服务于创腔、作曲。相关重要论著有：应尚能的《以字行腔》^[7]、杨荫浏的《语言音乐学初探》^[8]、孙从音的《戏曲唱腔和语言的关系》^[9]《中国昆曲腔词格律及应用》^[10]、武俊达的《谈京剧唱腔的旋律和字调》^[11]、洛地的《词乐曲唱》^[12]、王依群的《秦腔语音讲座》^[13]、章鸣的《语言音乐学纲要》^[14]、于会泳的《腔词关系研究》以及苗晶、乔建中的《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5]等。相关重要论文有：周青青的《河南方言对河南筝曲风格的影响》^[16]。

这些论著与论文具体涉及的内容主要有：“腔词音调关系（包括唱腔与字调和唱腔与语调的关系）”“腔词节奏关系”和“腔词结构关系”，于会泳称其为“三大腔词关系”。在探究这三大腔词关系时，既关注了腔与词的相顺关系，也关注了它们的相背关系（只有了解了腔词的相顺关系，才能够看清其相背关系）。

腔词关系诸研究者大多具有长期音乐实践和音乐研究的积累，他们的研究历程证明了，对声乐品种的研究躲不开语言，尤其中国传统声乐品种与音乐相关联的语言因素所占比例之大，往往让研究者感到无法绕行。因此，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者与西方音乐的研究者相比，前者显然对语言要重视得多。事实证明，他们在需要深入探索时，必然借助语言学方法。由于音乐院校里并不开设语言学（或语言音乐学）的基础课程，音乐界人士只能靠自学，这便难免造成语言学知识结构的系统性缺憾。因此这些研究者在使用语言学方法方面显示了多层次的差距。少数人可以训练有素地使用国际音标与语言学术语，多数人只能部分借用语言学方法，典型的做法是标音用汉语拼音，标调则用五度标调法。而汉语拼音是汉语普通话的专用音标，无法精确记录与解析多民族、多地域的地域性唱词音声。

2.音韵学与音乐史

在一些音乐史的论文中，确有学者论及音韵学常识，但集中论述音乐与音韵的关系问题，应首推宋光生（河南邓州市大调曲研究会会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板头曲传承人）。他依据音韵学方法，潜心数十年，写出了《中国古代乐府音谱考源》^[17]。宋先生认为：“中国音乐的雏形，来自人类语前之声类，继声类而有语言，语言规范而有记述符号，符号演变为文字，文字繁而有声韵学说，声韵学说反过来又规范着语言发声，语言发声合吻于五音。”因此他说：“中国的音乐史不在古之乐书，而在声韵史书。”宋先生从宋朝以前各代的诗词中选择了30余篇译成乐谱。如果他的书能借助现代语言学的符号（国际音标），定能扩宽其接受群体。(www.daowen.com)

3.有关演唱咬字

有关演唱内容的研究成果实际可以归纳为三类：其一，是用汉语拼音解析普通话咬字规律的论著，具有代表性的有余笃刚的《声乐语言艺术》^[18]、许讲真的《语言与歌唱》^[19]《歌唱语言艺术》^[20]。其二，是用现代语言学通用符号国际标解析外国原文歌曲演唱咬字规律的著述，具有代表性的有郑茂平的《声乐语音学》^[21]、詹士华与陈言放的《德语法语语音歌唱教程》^[22]、陈言放与詹士华的《意法德英歌唱语音指南》^[23]；其三，是用现代语言学通用符号国际音标解析地域性多元唱词咬字规律的论文，如周青青的《汉语语音的声、韵因素在汉族民间歌唱中的作用》^[24]、傅显舟的《汉语唱法问题》^[25]《语音、唱法与文化》^[26]、钱茸的《原文唱词在歌唱中的地域性音乐价值谈——“唱词音声说”三探》^[27]。

4.有关唱词音声本体解析

我发现，以往音乐界在论及语言与音乐的关系时，较偏重“影响”“关系”，于是我发表的《从方言的存在与流失谈中国多元音乐的维护》^[28]《语言学方法之于音乐的“中国元素”——〈民族语言音乐学〉课程认证》^[29]《地域性声乐品种之音乐形态分析新议——“唱词音声说”再探》^[30]《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31]《〈唱词音声析〉理念与新版“双六选点”》^[32]《同主题异方言吟唱曲的唱词音声对比个案一例》^[33]《浅谈汉藏语系鼻音语言对中国传统声乐的影响》^[34]《唱词音声的“音乐性”再认识》^[35]《面对中国“乡韵”——再谈唱词音声解析的重要性》^[36]《介于“用”与“不用”之间——音韵学之于语言音乐学》^[37]《试析“乐说”及其与唱的关系》^[38]等十数篇文章中，都强调了唱词音声的本体解析对解读语言与音乐关系的重要性。

尽管前有跨界大师赵元任在20世纪就尝试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声乐品种，后有杨荫浏先生在音乐界明确举起“语言音乐学”的旗帜^[39]，又有诸多音乐界前辈、同仁（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如扬民康、赵晓南等）用不同的方式，努力尝试在音乐分析中使用语言学方法，但是，迄今为止，“语言音乐学”还是没有在音乐界真正植根。音乐界对唱词的语言色彩，依然缺少对地域性多元概念的普遍认识。尤其是声乐界，依然有声乐教师还是仅仅停留在单一的普通话唱词，面对各地域的原生歌曲，仍要求“充分发挥音乐语言的特点。在语言发音上，切忌夹带家乡方言，要有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

鉴于以上情况，本人选择了“唱词音声解析”这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