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目光投向“唱词音声”，最初实属某种无奈——我是被“逼”上这条路径的，因为我的专业岗位要面对的，是中国传统声乐品种（民歌、说唱、戏曲等）。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声乐品种都摆脱不了“地域性”特点，而音符类探究方法总是在唱词面前欠缺那“临门一脚”。
当初（2011年），这个课题，我是按“一般项目”申报的。评审专家们却把它扶上“重点项目”。可见，不是我一个人意识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
随着课题的推进，我很快就被迷住。
那种感觉，可能就像捕鱼者借助得劲的捕捞器械，进入鱼群丰厚的海域。面对地域性声乐品种，过去的疏漏是双重的，一是“海域”，二是工具。如今，当我找对了“海域”，又用上非音符类与音符类方法共同织就的密网，真的是网网有惊喜，船船不空归。我陶醉在捕捞的进程中……进而，又发现了既可以纳入广义“唱词音声”麾下，又可以再辟蹊径的另一语言音乐学探究对象——“乐说”。
“唱词音声”这几个字的后面，系联着语言与音乐之关系的浩瀚海洋。
细品下来，几乎在所有中国传统声乐品种的地域性音乐艺术特性中，都能追索到所用母语方言唱词的音声基因。而我本人所掌握的语言（包括方言）实在太有限。我没有我的导师蒋菁老师驾驭多方言的天赋，更不可能有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驾驭多语言的超能力。我只能借助新学到的方法，尽可能地靠近我想认知的多彩世界。(www.daowen.com)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跟彝族语言学学者胡素华老师学彝语时，面对紧喉音与非紧喉音，我曾那么无助。那是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口语音声形态的微妙丰富，在母语持有者与非母语持有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母语持有者对母语声乐品种音响形式美的敏感，是非母语持有者不可替代的。好在，院校是各地人员流动极强的场所，这些年来，我依靠来自各地域的学生（不仅有我指导论文的学生，也包括选修“语言音乐学”课程的学生），借助他们对母语的敏感，一点点地积累着对各种语言（或方言）及所系地域性声乐品种的认知，收获在逐年增加。
由于本人既往专业积累的局限，这个课题的研究对象，主要定位在中国传统音乐上，但是我认为，其理念却可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全世界的音乐类“非遗”项目都有解析与传承手段的需求。作为语言与音乐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之一，中国应该走在世界语言音乐学的先锋队伍中。但愿这个课题能为中国、为世界，在语言音乐学的系统性建设方面，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这个课题，对我来讲，只是初阶。值得庆幸的是，我已经充分享受到了耕耘过程的快乐。
钱 茸
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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