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篇》云：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下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由此文观之，可知者二事：

（一）春秋战国诸子之学，原或本于《六艺》。

（二）诸子多得一察以自好，故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第一事，墨子之于《六艺》，吾于《墨子之经学篇》已论证之矣。今请论第二事，以明墨子与诸子异同之故焉。春秋战国，诸子之书甚众，未能尽论。兹举其荦荦大者，如儒之孔，道之老，法之韩，三家与墨家之异同，略而论焉。

墨子之学，出发于《尚书》；孔子之学，出发于《易》；余前已阐明之矣。《易》与《书》各属《六艺》之一，皆圣人之道。古之《六艺》，虽异于孔子所删定者。然庄子云：“古之人其备乎？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则《六艺》皆古圣人之道，大旨虽或有不同，要必无各立门户、互相攻伐之理。故孔、墨既同出于《六艺》，自必有其相同之处。故韩愈读《墨子》云：

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韩氏此文，固未尝不言之成理也。又《汉书·艺文志》云：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

然则自刘、班此说观之，墨子之学盖又出于《礼》，亦儒家之所重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而墨子以“孝视天下”，其相同也如此。然而孟子竟斥之曰“无父”，岂孟子之说不足信乎？今再观于墨子之书，《兼爱上篇》云：

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

然则父慈、子孝、兄友、弟爱、君仁、臣忠，墨子之道，亦果与孔子同也。然则韩子之言，岂不甚韪？而孟子之言，岂非大妄哉？然吾观其《法仪篇》云：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若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

此大书特书谓父母、学、君三者举不足以为法，则墨子之学，以出发于《尚书》之故，尊天之过，遂至于知有天而不知有君父；与儒家之忠孝，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言者异矣。

尝试而论之，孔、墨同重五伦。然儒家之于五伦，以忠爱为本；其对于父母也，则《诗》所谓“母氏圣善，我无令人”二语，足以代表之；其对于君也，则又《诗》所谓“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二语，足以代表之；皆所谓反躬自责，冀君父之感悟者。引而申之，故后儒遂有“天下无不是之君父”一语。中国自汉武以后，儒学统一；故于政体上二千余年来，绝无发生巨大变化者，其原因实多基于儒家之忠爱。故为君者而贤，则恒以仁慈待其臣下，一切持以宽大。加以地大物博，人民易于为善，人鲜犯法，故亦鲜知有法。此史册所称成康刑措，及汉文景、唐太宗之治，盖不诬也。于此之时，达官贵人，既极其荣华之乐，而小民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忘帝力于何有；既无所谓政府，安知有所谓专制者哉？及其衰也，暴君在上，肆虐臣民，而其臣民以忠爱之故，亦不忍背叛；即有援旗誓众、吊民伐罪者，亦只诛在独夫，而无尤于政体。盖人君朝易，而仁暴夕变。故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也。”故中国古来之政体，虽为君主政体，实无所谓专制与不专制也。诚如是，故古来学者，咸无废除君主政体之理想矣。

然假若中国而早行墨子之道，则必不如是。政体必当早有变革，何也？盖墨子以尊天之故，遂不得不卑其君父，而为尚同之说，以上同于天为极轨。《尚同中篇》云：

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中略。有率其乡之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曰：“凡乡之万民，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国君固国之贤者也。中略。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中略。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

此文约而言之，即谓万民皆当上同而不敢下比。上所是必是之，上所非必非之。是非悉以上为准，而下乃无是非之权者也。此其专制为何如邪？然犹可曰贤也；犹可曰上同于天也。然而墨子之学，以兼爱之故，势不能不重实利。实利重则忠爱夺。故《公孟篇》云：

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贤于婴儿子哉？”

是忠爱之薄，墨子既自教之矣。夫好利自私，生物之恒情也。日以仁义之说矫之，犹恐不胜，今乃以薄于忠爱之人，率为实利之是务；墨子虽欲其兼爱，势亦有不可得者矣。于是上自天子，下至百姓，皆为己而竞其实利。墨子虽有上同于天之说，然天之赏罚，本至茫杳而无稽。故天子上同于天之事，不过理想之空谈；而天子国君，大权在握，其使民上同之实，乃根深柢固而不可移矣。如是则上肆其专制之威，而下奋其争利之念；上之压力愈重，下之痛苦愈甚，而反抗之力乃愈猛；故人人咸感受专制政体之不良，而思有以革除之。而墨子之说，又尝倡言人君不足以为法，是固使其民富有革命之思想者也。则政体之革命，安能免乎！故曰假使中国而早行墨道，政体必早已有所改变者，此也。吾尝谓墨子以尊天而卑父母，与耶教相近。观近世欧洲各国政体之改革，或可知吾之假说为不诬矣。

约而言之，孔、墨之异，在墨本于天，孔本于父母。故儒家以孝治天下，人民视君如父母，贤君视民如赤子；其治重情感，故利害之计较不甚明，而变化不生。墨家则不然，本之于天而天本无情感者也；故重实利而情感薄，故利害之计较严，而变化易起。故孔、墨同言孝，同言爱，同言贤，而趋向各各不同，盖出发之点殊也。

若夫老、墨之同异，亦有可得言者。司马谈称“墨者强本节用，家给人足之道”。而《汉书》称“道家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盖自表面观之，墨近于积极主义，而老近于消极主义，此其异之较然易知者也。然吾尝求其说亦多有同者焉。如《老子》第六十七章云：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此老子之慈，即墨子之兼爱也。老子之俭，即墨子之节用也。老子之不敢为天下先，即墨子之非攻也。此非言之偶同而已也。《道德经》第八章云：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第三十章云：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兵革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第三十一章云：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第四十九章云：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第五十三章云：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

第八十一章云：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诸如此类，均足以见老子之兼爱、节用、非攻之宗旨，与墨子同也。即其立言最相反者，如老子云：“不上贤，使民不争。”而墨子乃大倡尚贤之旨，固似甚戾矣；然章炳麟云：

老聃不尚贤，墨家以尚贤为极，何其言之反也？循名异，审分同矣。老之言贤者，谓名誉谈说才气也。墨之言贤者，谓材力技能功伐也。不尚名誉，故无朋党；不尊谈说，故无游士；不贵才气，故无骤官。然则材力技能功伐举矣。

章氏此言甚允，则墨之尚贤与老之不上贤，亦语反而旨合者也。且墨子言法天，而老子亦未尝不言法天，如第五章云：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第七章云：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www.daowen.com)

第二十五章云：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则老子未尝不言法天也。且墨子之《兼爱》论云：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纂，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

而《老子》第五十四章亦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原误作国，据《韩非子》校改。苏时学说。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则墨子兼爱学说之成立，似亦原本于老子者。他如墨子云：“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修身篇》。又云：“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公输篇》。而老子亦云：“强行者有志。”又云：“知其雄，守其雌。”凡此皆老、墨之所同也。然而墨卒与老大异者，盖老之天为不仁之天，无意志之天；而墨之天，为有意志之天也。惟老子以为天无意志，故圣人法天而治民，亦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绝无容稍存计较利害之心于其间；故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货利不足以动其心，而慈、俭、不敢先之三宝，可以持而保之。墨子则不然，以天为有意志，而天之意志不可以信于人，而人之意志反太深。故其兼爱之说，亦陷入自利之涂而不自知。《兼爱下篇》云：

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亦欲人爱、利其亲与？意欲人之所恶、贼其亲与？以说观之，即欲人之爱、利其亲也。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者与？

此段结句“不得已”三字，则计较利害之心，未免太甚矣。此与《孝经》“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之语异。《孝经》之不敢，盖言敬谨之至，唐蔚芝师说。非有交易之谊，且儒者不张实利之说，故其弊不与墨子同。而墨子之不及老子廓然大公，则甚昭灼矣。

盖孔、老同时，墨子稍后，墨子之学受孔子影响而得其反动，故立说有似同者。如《兼爱》《尚贤》《尚同》之类是也。有绝对相反者，如《非乐》《非命》《非儒》之类是也。而老子之教则务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故墨子暗受其影响，而无反对之论。然老与孔其学同发原于《易》。马其昶云：

老子之言道德，皆原于《易》。其曰：“道生一，一生二”，与《易》太极两仪之说合。曰“得一”，即《易》所谓“天下之动贞夫一”。又称“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要即“乾坤易简”之旨。“慈”故“易”；“俭”故“简”；“不敢为天下先”，则坤之“先迷失道，后顺得当”也。“常”，即老子之“常道”矣。而说者乃谓《易》主阳，老子主阴。是未达阴阳体用之全者也。《易》以道阴阳。阴阳之义，莫大乎扶抑。扶阳以为主，抑阴从之；则阳不愆，阴不慝，而天下治，彼劣阴而欲绝之者，不知《易》者也。乾知始，坤成物。凡乾所始，皆坤成之；而坤则柔道也。此与老子之尚柔何以异？老子岂无阳德哉？孔子拟之于龙。龙，阳象也。不然，彼且弱且雌矣，尚何成功之足云？是故老子曰：“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此老子之乾道也，而体斯立焉。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此老子之坤道也，而用斯行焉。扶阳以为主，而抑阴从之。《易》《老》殊无殊旨。《易》象藏旧史官，老子为周守藏史。故其为书也，一本诸《易》，兹非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一验欤？

可见孔、老之学，原本相同。惟孔近于积极，而老近于消极。故墨子非儒而不非老；而老子之徒如庄周，虽非墨道，而亦或称墨子。《庄子·天下篇》云：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此文实誉过于毁矣。孔与墨既同为积极，故墨子遂与孔子抗。今墨子书《非儒》等反孔之论，虽未必尽为墨子所作，或其徒所为；然以《非乐》《节葬》等例之，《非儒》必为墨子之旨，墨子亦必有《非儒》之论；著《非儒篇》者亦必后于孔子而先于孟子，故无非孟之语。至孟子时，墨学大盛，故孟子特辞而辟之；盖受墨者《非儒》之反响也。陈灃云：

荀子云：“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是墨翟、宋钘也。”杨倞《注》云：“宋钘，孟子作宋。”韩非子云：“宋荣子之议，不斗争。”宋荣亦即宋，宋说秦楚罢兵，是为设不斗争，而其意则在怀利。《孟子》告之曰“何必曰利”，与首章告梁王同。然则首章“何必曰利”之一言，即距墨氏之要言也。

陈氏此语，可谓深得要领。世人徒知孟子斥墨子无父为辟墨，而不知孟子书开宗明义痛斥言利之祸者，皆受墨子实利主义之反响者也。故太史公《孟荀列传》亦以义利两字为经纬，发端即云：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此传之末即殿以墨子云：“善守御，为节用。”虽有捝文，然亦可知太史公或以其言实利之故，而深抑之，盖史公之学，尊信道儒两家，故于墨子深致不满也。

韩非在老孔墨三家之后，受三家之影响，遂发生法治之学说。韩非尝著《解老》《喻老》两篇，其学之出于老子可知。《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

老子所贵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宋儒苏轼尝推而论之：

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唯吾之所欲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老、庄之后，其祸为申、韩。

此论或多非之者。然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盖以天地为绝对无情者，而圣人亦当法天之绝对无情以为治也。在老子之意，固在去私情，其言亦甚美而固无病也。逮至孔、墨之末流，则彼此相激，而老学之反动亦起矣。韩非子《显学篇》云：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卢文弨云：墨子《公孟篇》作三日。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

则孔学末流之弊，侈于礼乐，而不恤费；而墨学末流之弊，在乎好利而无恩情。又《五蠹篇》云：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

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

则孔学之末流，多以文乱法；墨学之末流，多以武犯禁。陈灃云：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国侠烈之风盖出于此。故韩非之学本老子不尚贤之旨，受孔学文侈之反响，遂与墨子尚贤之旨相合。故《显学篇》云：

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

此与墨子“列德尚贤有能则举”《尚贤上篇》 。之义，正同矣。既尚贤则不能不重功利，故又与墨子之实利主义相合，而尚生存竞争。故《五蠹篇》云：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霍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耒，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挈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王先慎云：《说文》：，楚俗以二月祭饮食也，腊，冬至后三戊腊祭百神。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

此盖受墨子实利主义之影响，与老子“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之说所陶染，故主张竞争生存之说。而显与老子之慈，墨子之兼爱非攻相反矣。《五蠹篇》云：

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中略。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君虽厚爱，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如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

此与其《解老篇》云：

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

盖完全相反矣。《五蠹篇》又云：

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此与老子《道德经》第七十四章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盖亦完全相反矣。自此以后，李斯佐秦皇，专尚功利，严刑峻法，果能统一六国；因而焚书坑儒，一切变古，而秦亦以亡。于是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则大威至”七十二章 。之言始验。后之论者，徒罪秦皇、李斯，而不知学说之末流，相激相荡，有以酿成之。盖儒道之弊，激以墨翟、韩非，李斯因之，而大变成矣。老子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此观国治乱者，所当特别注意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