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墨子研究:墨子之政治学说及其影响

墨子研究:墨子之政治学说及其影响

时间:2023-11-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墨子之主义,在乎兼爱。墨子于此,殆分消极、积极两种。可见墨子理想之中,必为绝对之贤者矣。墨子既以在位者必为贤人,故于尚同之事甚为专制。故墨子法天之政治,其结果适以为少数有势力者之利用而已。遂谓墨子主张民选天子,梁启超、尹桐阳均有此说。而不知与墨子之旨大谬。《尚贤中篇》云: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

墨子研究:墨子之政治学说及其影响

墨子之主义,在乎兼爱。故其政治之目的,亦不过欲实行兼爱而已。墨子于此,殆分消极、积极两种。今先就积极方面说:

一,尚贤。

二,尚同。

墨子欲兼爱,势不能不尚同。尚同者,欲天下之人同立于一法仪之下,而绝无彼此之见殊;故可以交相利而不至于交相害者也。《尚同上篇》云:

子墨子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相劳,腐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此言天下之乱,由于主义之众多,彼此不相容,故必当有以统一之,而后天下之乱可止。《尚同中篇》云:

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孙诒让云义当作乎。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

此墨子尚同之义,简括言之,凡下民皆当上同乎君上。上有过虽可规谏,然墨子之意,其所谓君上者殆必为贤而无过者。故下文接云:

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乡长,夫乡何说而不治哉?

于是由乡长而国君而天子,其尚同之法均同,凡此皆无“上有过则规谏”之说矣。可见墨子理想之中,必为绝对之贤者矣。于是有尚贤之说。《尚贤上篇》云: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至其所谓贤,则以义为标准。故《尚贤上篇》又云: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此所谓义即贤也。盖天子选立三公国君,国君选立正长,既须贤者;而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亦当选用国内贤良之士也。墨子既以在位者必为贤人,故于尚同之事甚为专制。《尚同下篇》云:

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曰:“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若见恶贼国者亦必以告。若见爱利国以告者,亦犹爱利国者也;上得且赏之,众闻则誉之。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国者也;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以遍若国之人,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避其毁罚。是以民见善者言之,见不善者言之。国君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矣。计若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此所谓爱利恶贼,盖即视其与兼爱主义同否而言。故结曰“尚同一义”,是在墨子主义势力范围之内,决不许有他主义发生矣。是故就其善一方面而言之,则可谓政治的统一主义,主义的统一主义。而就其恶一方面观之,则亦可谓政治的专制主义,主义的专制主义也。盖墨子之主义,以天下为单位,以天为标准,以天之意志为意志,而绝不许有个人之自由者也。故《法仪篇》云:

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

然则天下之人皆已丧失其个人欲恶自由之权矣。幸也天之欲恶,终不能告之于人。故墨子复为之说曰:

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法仪篇》。

诚使天下之人,皆从墨子之说,则虽似丧失其自由之权,而推己以度人,己不欲人恶贼己,故己亦不恶贼人;己欲人爱利己,故己亦爱利人;如是,则己不侵犯人之自由,而人亦不侵犯己之自由;虽谓之自由,亦何不可?然天下之人,非同一机器所制成之物也;有仁暴之异焉,有贤愚之异焉,有强弱之异焉,焉能一一听命于墨子之说乎?有狡者焉,忽逞其贼人利己之术,将何以治之乎?于是墨子《尚同中篇》复为之说云: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则天菑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

夫不爱利而恶贼者,时或一人而已。而天之寒热不节等等,所罚乃不止一人。则狡且暴何所畏焉?且自国君以下,尚可曰各有上之赏罚以治之;若为天子之不仁则又将何如乎?于是墨子《法仪篇》又为之说曰:

昔之尧舜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

此其说亦似言之可信。盖贤如尧舜,未有不兴;暴如桀纣,未有不亡;故可托于天志也。然天下之贤者未必遂如尧舜,暴者未必遂如桀纣,则贤未必兴,而暴未必亡,而天之赏罚失矣。于是乎天下之人,乃敢肆为恶贼而无所畏矣。故墨子法天之政治,其结果适以为少数有势力者之利用而已。

乃今之谈墨学者,见《尚同篇》有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之语,见《尚同》上篇、中、下篇语亦略同。遂谓墨子主张民选天子,梁启超、尹桐阳均有此说。而不知与墨子之旨大谬。《尚贤中篇》云:

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王念孙云:故与胡同。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尚贤为政之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www.daowen.com)

是墨子于爱人虽云无差等,而阶级观念则甚深厚,以主张“贵且智者为政则治,愚且贱者为政则乱”之人,焉得有主张民选天子之思想?且里长则国君所选,三公国君则天子所选,见《尚同篇》。国中所用贤良之士,又王公大人所选。《尚贤篇》。凡若此者,墨子皆绝无民选之意,岂有最高之天子,而反委诸民选者乎?然则墨子之意,以谁为选立者乎?亦归之于天而已。观上文所引《法仪篇》所谓“禹汤兼爱,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之语,益可证矣。盖墨子以一切本于天志,故以选立天子亦为天之志,而假于民以戴之也。

然墨子于阶级之观念虽深,而阶级亦非一定不变者,盖以贤愚为升降之标准。故《尚贤上篇》云: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刑,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则墨子之阶级,亦非一定不变者。唯其所谓举,仍为上之举下,而非下之举上。其云古圣王为政,列德而尚贤,以尚贤归于圣王,盖甚明白矣。然则虽谓墨子之政治,为主张开明专制,亦无不可者矣。

以上就积极而言也。再就消极方面言之,盖亦有二焉。

一曰:非攻。

二曰:节用。

孟子》曰:“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则春秋之末、战国之世,其战祸之剧,杀人之众可知。此岂非与墨子兼爱之说最相反者乎?故墨子于此最为痛恶,视同盗贼。《天志下篇》云:

今知氏大国之君柱按:“知”通“之”,“氏”通“时”,详拙著《间诂补正》。宽然者曰:“吾处大国而不攻小国,吾何以为大哉?”是以差论蚤牙之士,孙云:蚤,《非攻篇》并作爪。比列其车舟之卒,以攻伐无罪之国,入其沟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御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牷;民之格者则劲拔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则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义,以告四邻诸侯,曰:“吾攻国覆军,杀将若干人矣。”其邻国之君亦不知此为不仁义也,有具其皮币,发其处,孙诒让云:“处”当作“徒遽”。《国语·吴语》云:徒遽来告。韦注云:徒,步也,遽,传车也。使人飨贺焉。则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有书之竹帛,藏之府库。为人后子者,必且欲顺其先君之行,曰:“何不发吾府库,视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为政者若此矣”,曰“吾攻国覆军,杀将若干人矣。”则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其邻国之君,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谓大物则不知也。

所谓小物则知之者何?若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逾于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乎?与人之府库,俞云:乃穴字之误。窃人之金玉蚤絫者乎?王念孙云:蚤絫当为布喿,喿盖缲之借字。与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乎?而况有杀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之为政也,自杀一不辜人者,逾人之墙垣、抯格人之子女与人之府库者,窃人之金石蚤絫者与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罚此也,虽古之尧舜禹汤文武之为政亦无以异此矣。今天下之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此为杀一不辜人者数千万矣;此为逾人之墙垣、格人之子女者,与人府库、窃人金玉蚤絫者,数千万矣;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与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故子墨子曰:“是蕡我者,顾千里云:“我”当为“义”。柱按:“蕡”读为“分”。则岂有异是蕡黑白、甘苦之辩者哉!今有人于此,少而示之黑谓之黑,多示之黑谓白;必曰:“吾目乱,不知黑白之别。”今有人于此,能少尝之甘谓甘,多尝谓苦,必曰:“吾口乱,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为政也,或杀人,其国家禁之;此蚤越戴望云:三字有脱误。有能多杀其邻国之人,因以为文义。王云:文当有大。此岂有异蕡黑白、甘苦之别者哉?

此文摹写好攻伐者之心理,可谓毕肖。战胜之功,为攻伐者最荣誉之事,而墨子乃以入人场园窃人桃李,逾人墙垣抯格人子女,人府,窃人金玉等比之,而明其罪恶尚当千万倍于此,可谓痛切之至矣。语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墨子其有见于此者邪?

虽然,墨子非攻之说,善则善矣,其竟可以实行否邪?周室既衰,封建制度流弊已著。强兼弱,众并寡,已成为战国之风尚。墨子、孟子之徒,虽日为罢兵之运动,其奈当时之军阀何?故卒之亦绝不能收效,而攻战日甚。于是韩非之徒出,受墨子尚同之影响,以为非中央集权不可以言治,非实行武力竞争不足以谋生存。故韩非《显学篇》云:

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

《五蠹篇》云: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此韩非中央集权、武力竞争之说也,至李斯而加甚。遂专从事于武力统一,夷灭诸侯,以收中央集权之效。是墨子消极之政策未能行,而积极之政策乃大行于秦,以成秦汉以后之一大变局也。

至于节用之主义,实本兼爱而生。盖必其人能节用,而后有牺牲之精神以兼爱人也。然墨子之节用论,却未尝明言此,其持论大抵为君上而说。《辞过篇》云: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其余论宫室饮食舟车等,大意均略同。文多今不备录。《节用》上中二篇,所陈亦大抵不外乎此。墨子以奢侈为致乱之源,节用为救乱之本,可谓切中之极。盖俭则有余,有余则能相让。奢则不足,不足则必出于争,此大夫所以相乱家,诸侯所以相攻国也。乌能兼爱乎?

虽然,墨子之节用,其于一切服用,皆取其便适,而绝不为荣观,其说果可以行否乎?曰:必不能。是何也?曰:凡有生之物,莫不有求美之性。盖宇宙之生物,原于太阳之力。而太阳者,天下之至美者也。故植物之花叶、禽兽之羽毛,莫不各力呈其美。而人类则自利用衣服以后,除须发之外,皆已丧失其天然之美,故必以人力之美继之;此自然之势也。是故或为宫室服用之美,或为言语文字之美,所美不同,而为美则一也。今墨子必以为用而已,凡为荣观者,皆务去之,则是拂逆生物之性者也,其可行乎?吾尝以谓人类之进化,惟赖其有求善求美之性;有求善求美之性,故有艺术,而一切士农工商之业均日进而不已;此泰古之质朴,所以进而为今日之文明也。若墨子之说,殆不容人间有美术之观念;姑勿论其事必不能行,藉令能之,则虽谓今之世犹泰古之世,可也。

然则谓墨子之说,乃大谬特谬可乎?曰:是又不可。墨子谓:“古者节俭,故民得其所养之情,而不感于外。”此语实能道出为治有提倡节用之必要。盖在上者不奢侈,则用于民者少而民用足;不示民以奢侈,则民不逐于奢侈,而用易于足;则民何为而不易治?反是,若在上者务为奢侈,则必多取于民,而民困于赋敛,而用不足矣;又示民以奢侈,则民争相仿效,而用亦益感其不足。如是,则小之必如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大之则必酿成今日之阶级战争矣。《老子》第七十五章云: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老子所谓求生之厚,谓在上者生活程度之高也。在上之生活程度既高,则食税安得不多乎?且在上者之生活既高,在下者又安得不相随而高乎?既相随而高,而在上者又复多取之,使不得达其谋生之道,又安得天下之不乱乎?吾尝谓今世科学之发明,即本于人类求善求美之性质而来;然继长增高,结果实不免于奢侈。盖机械发明,工厂发达,经济集中,富者累千万,而奢侈相高,于是贫者之生计日感穷蹙。是前有奢侈以诱其心,后有饥寒以促其变;机械之观念既日深,而恩情之观念遂日薄。呜呼!此世界阶级之大战所由起欤?墨子云:“以奢侈之君,遇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其有见于此乎?嗟乎!科学者,完成世界阶级之工具者也,而其结果乃酿成世界阶级之大战争,为阶级革命之起因,盖导民于奢侈之过也;是岂科学家所及料者哉?科学者本于人类求善求美之性而已,而结果乃为人类战争之原。《老子》第二章云: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斯言岂不信乎?然则去美善则拂性而无进步,求美善则奢侈而起战争。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此中庸之道,所以要欤?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必不得乎中庸,则居奢侈之世,提倡墨子之节用,亦息争之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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