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所学，自非孔子之《春秋》。然其所称述，亦治《春秋》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明鬼下篇》：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车，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当是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

昔者郑穆公，孙诒让云：此当为秦穆公之讹。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犇。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毋失。”郑孙云：亦当为秦。柱按：或以郑属上为句。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余为句芒。”

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将驰祖。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日中，燕简公将驰于祖涂。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

昔者，宋文君鲍之时，有臣曰观辜，固尝从事于厉。祩子杖揖出与言曰：“观辜！是何珪璧之不满？度量酒醴粢盛之不净洁也？牺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选失时，岂女为之与？意鲍为与？”观辜曰：“鲍幼弱，在荷襁之中，鲍何与识焉？宦臣观辜特为之。”祩子举揖而槁之，殪之坛上。当是时，宋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

昔者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由谦释之，毕沅云：“由与犹同故两作”。王念孙云：“由犹皆欲也，谦与兼同，言欲兼杀之，兼释之也。”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于是泏洫，孙诒让云：当作歃血。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毕云疑当云跳神之社。而槁之，殪之盟所。当是时，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www.daowen.com)

以上所引，郑穆公之事无“著在郑之《春秋》”之云，然下文云“若以郑穆公之所身见为仪，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非惟若书之说为然也”云云。所谓若书，当即指郑之《春秋》而言。以上下文例之，此段盖捝当是时，郑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郑之《春秋》云云矣。

由墨子之说，则吾人之于《春秋》，可知者三事。

一，《春秋》乃历史之通名，非一书之专名。故周郑燕宋齐之史皆名《春秋》，非惟《鲁史》名《春秋》而已。《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学者遂以《春秋》为《鲁史》之专名，非是。班氏《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以《春秋》为史之通名，其说得之。自孔子修《春秋》，经秦火之后，而孔子之《春秋》独传，余皆散灭。故《春秋》遂为孔子《春秋》之专名。犹《史记》本为《古史》之通名，而后世以为《太史公书》之专名也。

二，鲁《春秋》之体裁。鲁《春秋》之文，今不可得复见矣。惟公羊庄七年《传》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所可知者，惟此所引寥寥数字而已。然以墨子所述周郑燕宋齐之《春秋》观之，则鲁之《春秋》当亦大略相似。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实多本《鲁史》，则鲁《春秋》之体裁，盖略可知矣。然则古之所谓《春秋》者，其所载言与事并；所谓“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盖非一定之论矣。

三，孔子修《春秋》，力除神怪。孔子修《春秋》，其微言大义，三《传》详之矣。然以墨子所述周郑燕宋齐诸国之《春秋》考之，其所载神怪之事甚详，左氏《传》所载亦多有类此者，则鲁《春秋》之文，当亦大略相同。然今观孔子之《春秋》，乃绝无此等神怪之事，惟详记灾异耳。然如公羊所《传》，亦不过记其为灾为异；或为注重民生而书，或为研究学问而书，详见拙著《公羊微言大义匡何篇》。如是而已，则孔子之修《春秋》，其削神怪，祛迷信，岂非彰明较著者乎？而世有援神话以释《经》者，名为尊孔，实则诬孔而已矣。

统观以上所引，则墨子之学，其关系于《经》，岂浅鲜也哉？夫孔子之学，本于《六经》；而墨子所出，亦大抵相同。然墨子所引以《尚书》为最多，而《易》则无之，惟文句有一二略同者而已。至于《礼》，虽时或称道之，而以非乐之故，亦时连类非之。《公孟篇》墨子驳公孟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 孔子则不然，《六经》均经手定，然于《易》独作《十翼》，则墨子之所最略者，乃孔子之所最详也。孔子最重礼乐，曰：“为国以礼。”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则墨子之所深恶，乃孔子之所深好者也。盖当论之，墨子之学，其根本偏重于《尚书》，《尚书》称天以治者独多，如《皋陶谟》之天叙、天秩、天命、天讨之类，固无论矣；即《甘誓》《汤誓》《盘庚》诸篇，亦莫不言天罚、天命也。故墨子本之，以天为有意志，故尊天明鬼。孔子之学，其根本最重乎《易》。《易》虽言天地鬼神，然不过以为自然之变。故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孔子虽言天，亦唯曰“天生德于予”“天何言哉”；虽言鬼神，亦唯曰“敬鬼神而远之”。盖不以天为有意志，与墨子之作《天志》《明鬼》，其旨大异也。盖墨子近于宗教家，而孔子则近于哲学家。墨子主有神论，而孔子则主无神论。故墨子引诸国《春秋》以明鬼，而孔子修《春秋》以削鬼，此其大别也。然礼之起，起于敬天事鬼，以孔墨之学之所从出者观之，墨子既尊天明鬼，必当独重于礼；而孔子则否，其视礼似当不若斯之重矣。而其事乃适相反，何哉？盖墨子本于天志，以为天之生人也爱无不均，故主兼爱无差等；兼爱无差等，则财难给；财难给，故不得不节俭；节俭，故不得不节葬、非乐；节葬、非乐，故不得不非礼。见上所注墨子公孟子之言。故墨子虽以孝视天下，《艺文志》言。而以三年之丧思慕父母为愚。《公孟篇》曰：三年之丧，学吾子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贤于婴儿子哉？孔子则不然，以为天无意志者也；人之生，天地之自然而已；而我之身则父母之遗体也，故主亲亲；亲亲故爱有差等，有杀；有差等，有杀，故财易给而为礼乐也易；亲亲故孝于其亲而慎终追远。故孔子虽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固主无神论矣；而又言“鬼神之为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如在云者，盖明知其无而假设为有之辞，所以永人之思慕，而礼乐之所以独重也。及后世为之，儒者以重礼好乐之过，而繁文褥礼，迷信鬼神；墨者以节俭节葬之过，而至于无父之讥，皆失孔墨之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