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书》不为墨子立传，只于《孟荀列传》之末，附之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寥寥二十四字而已。以学术上如此重要之一人，而所述乃仅如此而已，故近世学者深为失望。或讥史公之疏略无识，或以为《史记》之脱简。余以为后说是也。此二十四字，接上文云云，实未免太过唐突。无论如何之古文法，决不如是。尝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云：

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此段文字之“或”字、“盖”字，其用法正与《孟荀列传》相同。此等“盖”字、“或”字，均与上文有关接，而《孟荀传》末此二十四字，独绝无所承。以文法例之，知其脱简无疑也。

自来皆以墨子姓墨名翟，孙诒让《墨子传略》亦云：“墨子名翟，姓墨氏。”近人治墨学者梁启超、胡适之徒，亦均无异议。惟廉江江瑔著《读子卮言》论墨子非姓墨，其言甚辨。

古以孔墨、杨墨并称。自汉以后，皆以墨子姓墨名翟，数千载无异词。窃则以为不然。盖墨子者，非以墨为姓者也，今请详其说以明之。古者诸子派别，共分九流，墨子居其一。凡传某学者皆曰某家，故传墨子之学者亦曰墨家。然所谓家者，言学派之授受，非一姓之子孙。故周秦以前，凡言某家之学，不能系之以姓。至汉代学者始以某姓为某家，故《汉志》谓《易》有施、孟、梁丘三家，《春秋》有公、穀、左、邹、夹五家之类。古人皆无之也。凡古人系姓而称，必曰某子，或曰某氏，而称家则不能系姓。若墨既为姓，而复称曰墨家，则孔子可称孔家，庄子可称庄家乎？此不合于古人称谓之例，其证一也。九家之名，详于《汉志》，《汉志》本于刘《略》。刘氏亦必有所本，而司马谈亦有《六家要旨》之论，则其名由来旧矣。然所谓九家者，墨家而外，若儒，若道，若名，若法，若阴阳，若纵横，若杂，若农，莫不各举其学术之宗旨，以名其家，闻其名即知其为何学，即九家外之小说家亦然，并无以姓称者。若墨为姓，是以姓称其学。何独异于诸家乎？此不合于九家称名之例，其证二也。墨子之学，出于史佚、史角。史角无书，史佚书有二篇。《汉志》列于墨家之首，且谓尹佚为周臣，在成康时。则由史佚历数百岁而后至墨子，未有墨子之前，已有墨家之学。墨子生于古人之后，乃讳其渊源所从出，以己之姓而名其学，为诸家之所无。此不合学派相传之理，其证三也。周秦时之姓氏，复杂奇辟，往往非后世所经见；然考以世本诸书，亦各有所自来。墨之为姓，墨子一人外，更无所见。唯古有墨胎氏为孤竹国君，伯夷、叔齐即其后。然夷齐后即无闻，断非墨子之所自出。且墨子之前后，亦绝无墨姓其人。此其证四也。又《汉志》所录墨家者流仅有六家，末为墨子，首即史佚。此外四人，曰我子，曰随巢子，皆不著姓？曰田俅子，曰胡非子，疑亦非姓。与他家之黔娄子、将巨子，诸人之称同。班《注》于此四人，亦不详其姓名。颜师古亦不及之。当必皆为姓名外之别号，自无可疑。墨家诸人无一称姓，则墨子之墨断非姓明矣。窃疑墨家之学，内则薄葬，外则兼爱，无亲疏之分，无人我之辨，示大同于天下，与《礼运》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之义同。以宗族姓氏，为畛域之所由生，故去姓而称号，以充其兼爱上同之量，又与释氏之法同，此孟子所以斥为无父。此亦墨氏之学，所以独异于诸家，而高于千古也。自注：墨氏兼爱只不别亲疏，非不爱父，即亲中亦不只父一人。孟子独斥为无父者，盖以因其兼爱而并革其父之姓氏，而忘己所从出也。惜此理千古无人道及。《孟子》一书所载当世之人，皆详其姓氏；而于墨者夷之，只冠以墨者二字，而不言其何姓。《论衡·福虚篇》言墨家之徒缠子，缠亦非姓。是皆可为墨家不称姓之证，此其证五也。《墨子》原书，多称子墨子。夫称曰子者，皆为尊美之词，不系于别号，即系于姓。然皆称曰某子，断无以子加于姓之上者。若子思子之类，上子思二字合为孔伋之字，下子字乃尊称之词耳。唐宋以后，去古日远，名称亦漓，始有以子字加于姓字之上。秦汉以前则绝无之。自注：惟《荀子》书引宋钘语或称子宋子，显为后人所乱。《列子》书亦称子列子，然见于《庄子》者俱无之。今称曰子墨子，适与子思子之称同。若云墨为姓，则孔子亦可称子孔子，庄子亦可称子庄子乎？此其证六也。孟子多拒墨之词，其称之也，或曰墨子，或曰墨氏，或单称之曰墨。韩非子《显学篇》亦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皆单以墨称。然人有姓亦有名，姓所同而名所独。故古者称人，必举其名；宁去姓而称名，无去名而称姓。是以古籍所载，有单称名而不知姓者，而断无单称姓而不著名之理。今孟、韩皆称曰墨，则墨岂得为姓乎？况韩子所谓相里氏之墨云云，若墨为姓，尤不能作是称。韩子此篇，上文云“子张氏之儒”云云，下文则曰“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下曰孔，而上曰儒，盖言孔子一人可称孔，言孔子之学不可称孔也。以相里氏之墨例之，则何不云子张氏之孔，而云子张氏之儒乎？此其证七也。凡为墨子之学，可称曰墨者，如孟子所谓墨者夷之，《庄子》《韩非子》《史记自序》，亦皆有墨者之称。然墨者之义，指学墨子之人言之。学墨子之人非必姓墨，何以系其师之姓？孔子之门弟子三千，未闻称曰孔者也。墨家之墨者，当与儒家之称儒者同。此其证八也。删节原文。

此其说诚可谓至辨矣。然古人称谓，殊不能一律。孔子姓孔号孔子，庄子姓庄号庄子，若以此例之，老子亦当姓老邪？不然，则以老子例之，孔子、庄子又当非姓孔姓庄邪？汉初有三家诗，一曰鲁诗，二曰齐诗，三曰韩诗。若以鲁齐例之，则韩亦当为国名邪？以韩例之，鲁齐又当为姓邪？此可以见古人之称谓，不能尽以例求也。惟江氏以墨子之墨为道术之称，似颇相合。其言云：

考墨字从黑，为会意兼形声字，故古人即训墨为黑。自注：《广雅·释器》：墨，黑也。《孟子》云，面深墨。又训晦，《释名·释书契》：墨，晦也。引伸之为瘠墨，为绳墨。自注：《荀子》书屡言瘠墨。是则所谓墨者，盖垢面囚首、面首黎黑之义也。《庄子·天下篇》云：“墨子称道禹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又称：“禹亲自操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甚雨。”《列子》称：“禹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吕不韦称：“禹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是禹之为人，尽俭苦之极轨，故墨子学之。故孟子称为摩顶放踵；庄子称为其道大觳；后世亦言墨突不得黔：此其学适合于墨字之义，故以墨名其家，而人亦咸以墨子称之。考墨书《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凡人形容枯槁者，其颜色必黑，兹所谓色黑者，盖因劳苦过甚，颜色因而黎黑，亦庄子所谓枯槁也。其以墨为宗旨，与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诸家同，故与八家并列而称曰墨家。

然则古来称墨翟，所谓翟者何也？江氏亦为之说曰：

自秦汉以来，咸以翟为墨子名。然古以墨翟连称，彼以墨为姓，斯以翟为名，亦为以意揣测之词，未必于古有所据。窃疑翟为墨子之姓。考古有翟国，在宋郑之北。其子孙以国为氏，故春秋以后有翟姓。疑墨子即其后。翟国与宋相近，故墨子亦为宋人。又考孔德璋《北山移文》，称墨子为翟子，似亦以翟为姓。而《琅嬛记》载墨子则直云姓翟名乌。古人名字纷歧，事所常有。若姓氏则为一定，不可或更。况以昭著千古之墨子，岂敢窜易其姓氏哉？惟所得证据仅此，此外则更无所见。是翟果为姓与否，亦未敢遽决之。然古书称墨翟，以其学加于姓或名之上者，此在古人亦常有之，如老彭、蒙庄、谈天衍、雕龙奭是也。

斯以翟为姓，则大谬不然。江氏前既云墨子去姓去氏，示大同于天下，故为墨家学者咸不称姓。今又云翟为墨子姓，墨子不敢窜易姓氏，何其前后矛盾至此？至谓《北山移文》称墨子为翟子，遂疑孔德璋以墨子为姓翟；然则下文称杨子为朱公，则亦可谓孔德璋以杨朱非姓杨而为姓朱邪？且《墨子·贵义篇》载墨子之言云：“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鲁问篇》亦自称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之得见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与子天下。”夫墨子自称曰翟，则翟显为墨子之名可知。若云是姓，则孔子自称丘也幸，亦可作孔也幸；丘之祷久矣，亦可作孔之祷久矣。有是理邪？吾以谓墨是其道，翟是其名；去姓著道，以著其尚同；久之，则人遂以墨为姓，故称墨子。其称子墨子云者，犹子列子、子禽子一例，犹云此子乃墨子、此子乃庄子、此子乃禽子云尔，岂能遂斥为不通邪？又《公羊传》有子沈子、子公羊子之称，何休《解诂》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则著子字于姓字上，其来亦古矣，不可谓唐以后始有此称也。

然则墨子何国人邪？有据古有翟国，宋与翟近，及《史记》有“盖墨翟，宋之大夫”一语，遂疑为宋人者；有据墨子与鲁阳文君之关系，鲁阳为楚邑，遂疑墨子为楚人者；有据公输般将以楚攻宋，墨子起自鲁，遂疑为鲁人者。梁启超颇主鲁人之说，以谓墨子若宋人，则《公输篇》不应有“归而过宋”一语；若为楚人，《贵义篇》不应有“南游于楚”之语云云。其说颇为得实。至于墨子仕宋之说，梁氏亦非之，以谓《墨子》书中绝无仕宋痕迹，且引《贵义篇》“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之说，以谓宋必不能行其道，故当必不肯仕宋。其说尤为近是。盖墨子乃古来之大实行家，其言行必不相背也。夫未尝仕宋，以平民而救宋；本非宋人，以异国之人而救宋国；不分人之禄，而苦身以救人；不私利其国，而兼爱人国。此墨子之所以为墨子与？若其生卒时代，则汪中、孙诒让言之颇详。汪氏之言云：

今按《耕柱》《鲁问》二篇，墨子于鲁阳文子多所陈说。《楚语》：“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韦昭注：文子，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其言实出《世本》。故《贵义篇》：“墨子南游于楚，见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献惠王之为惠王，犹顷襄王之为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其仕宋当顷公昭公之世，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艺文志》以为在孔子后者，是也。《非攻·中篇》言“智伯以好战亡”，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句践称伯之后，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输篇》：“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考人与？

而孙诒让则云：(www.daowen.com)

史迁云：“墨翟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自注：《史记·孟荀传》。刘向云：“在七十子之后。”《史记索隐》引别条。班固云：“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概本刘歆《七略》。张衡云：“当子思时。”《后汉书》本传注引衡集《论图纬虚妄疏》云：公输般与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众说舛忤，无可质定。近代治墨子书者，毕沅以为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既失之太后；汪中沿宋鲍彪之说，鲍说见《战国策·宋策》注。谓仕宋当景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于鲁哀公二十六年，见《左传》。《史记·六国年表》书景公卒于贞王十八年，即鲁悼公十七年，遂减昭公之年，以益景公，与左氏不合，不可从也。据本书及《新序》，墨子尝见田齐太公和，有问答语。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三年，即令墨子之仕，适当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岁前后方能相及，其可信乎？殆皆不考之过。窃以今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见《贵义》《鲁问》《公输》诸篇。而后及见太公和见《鲁问篇》。田和为诸侯，在安王十六年。与齐康公兴乐，见《非乐上篇》。康公卒于安王二十三年。楚吴起之死，见《亲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盖信。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鲁穆公，年已八十余，不能至安王也。《史记·孔子世家》谓子思年止六十二，则不得及穆公。近代谱牒书或谓子思年百余岁者，并不足据。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亦寿考矣。

汪、孙二说，先后不同。近人胡适深是汪氏之言，而梁启超颇韪孙氏之说。胡氏云：

墨子大概生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自注：西历纪元前五〇〇年至前四九〇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年。到吴起死时，墨子已死差不多四十年。

而梁氏则云：

孙氏作墨子年表，大段不谬。但其据《亲士篇》言吴起之死，则谓墨子至安王二十一年自注：西纪前二八一。犹存，此亦不确。胡适决其不及见吴起之死，谅矣。然胡氏谓墨子生年约当孔子卒前二年，其卒年约在吴起卒前四十年，则又失之太前。以吾所考证如下：

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自注：元年至十年之间，西纪前四六八至前四五九。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孔子卒于前四七九。

墨子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西纪前三九〇至前三八二。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孟子生于前三七二。

今案梁氏以墨子所曾交接之人为根据，而参伍其年代，似比胡氏为确。然梁氏以孙氏谓墨子至安王二十一年犹存之说为不确，而定为十二年至二十年间，则所差止一年耳。盖深信胡氏据《吕氏春秋》谓墨子决不及见吴起之死之说，而为之订正也。《吕氏春秋·上德篇》云：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柱按：陈灃云墨氏所谓巨子，犹沙门传衣者也。《吕氏春秋·去私篇》又有墨者巨子腹，高诱注皆云巨姓，毕氏已驳正之。

胡氏据此以谓吴起死时，墨子久已成一种之宗教，墨者巨子传授之法已有定制，墨子已有新立之领袖。孟胜弟子劝胜不死，而曰“绝墨者于世，不可”，倘墨子尚未死，安能为此说。其说甚为有见。而孙氏以为墨子可及吴起之死，则除据《亲士篇》以外，更无可为据者。其说云：

案《鲁问篇》：墨子及见田齐太公和。和受命为诸侯，当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仅五年耳。况《非乐·上篇》说“齐康公兴乐万”，康公之薨，复在起死后二年。然则此书虽多后人增益，而吴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见，明矣。

孙氏此说，固可以驳正苏时学、汪中、胡适诸人，谓墨子之卒年过于太前之说，然而不可以证墨子必可以见吴起之死。盖太公和之受命为诸侯，当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五年。安知墨子不在此五年之前而死？康公之薨，后起二年，墨子虽说康公兴乐万，然焉知其事不在起死前之一岁？故梁氏据胡说以订正孙说，则孙说乃可以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