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乙丑春，为孙仲容先生定本《墨子间诂》作《补正》。丙寅春，遂为无锡国学馆诸生讲《墨子》。以定本《间诂》为课本，辅以《补正》，择要讲论焉。秋，上海大夏大学复以讲《墨子》见委，余亦既授之如前法矣。复惧两校生徒，徒沉溺于章句，而不能通其条贯，明其得失也。故再为之分题讲论，凡共十篇，名曰《墨学十论》。既毕业，乃为之序其首曰：乌虖！淮南王其知之矣。其《泰族篇》曰：“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王念孙云：“此文本作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杜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于亡国。”柱按：王说改字太多，今不从。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以通八风。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至于灭亡。苍颉之初作书也，以辩治百官，领理万民。及其衰也，为奸刻伪书，以解有罪，以杀不辜。汤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庙鲜犒之具，简士卒习射御，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猎射，以夺民时，以罢民力。”节录原文。原作“罢民之力”，今从王念孙校正。然则由淮南之说观之，天下事殆未有为之而无流弊者矣。然此皆顺人之性，因时之宜而为之者，其流弊犹不能免。况乎意有所矫，词有所激者，又乌能无弊乎？诸子之学，皆意有所矫，词有所激者也。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盖自有文周之礼乐，其末也繁文褥礼，奸诈巧饰之弊生。孔子则欲顺而导之，教之于正者也，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吾从周。”老子则不然，欲矫其弊而去之者也，故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诈伪。”又曰：“服文䌽，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其词盖稍激矣。然犹不能胜天子之文弊也。于是墨子上览儒者之弊，下承老子之激，作为《非儒》《非乐》《节葬》《尚同》以矫之。其立名益偏，词益激矣。然犹未能胜天下也。弊之又极，一激而为韩非，再激而为李斯。于是《非儒》之甚，激而为秦之焚书坑儒。《尚同》之甚，激而为秦之愚黔首，灭诸侯。然而《非乐》《节用》之甚，不能激使秦之去其阿房也。《节葬》之甚，不能激使秦之损其骊山也。《非攻》之甚，不能激使秦之去其侵略也。《兼爱》之甚，而不能激使秦之减其杀戮也。何也？凡矫枉者必过于正；过正之甚，势不至于折不止。诸子者，皆矫枉之过于正者也。矫之过正，则不免流于激，而不知其弊即已伏于所矫所激之中矣。何也？人情莫不易于责人，而难于责己。矫之激之之甚，则求诸己者未行，而责于人者已先为天下祸矣。此墨子之《非儒》《尚同》所以能收效于秦，而《非乐》《非攻》《兼爱》《节用》《节葬》之说，所以无救于秦与六国也。秦既灭六国，于是乎周末文弊之害除，而儒墨亦同归于尽矣。此矫枉过正而至于折之效也。然未几而秦亦与之俱亡。至汉而儒术复盛，百家既衰，而随时抑扬，违离道本，以哗世取宠之惑儒，又充满天下矣。吾独且奈何哉！此今之学者，所以提倡墨学，盖欲以矫之之意与？然吾愿其勿为之太甚，勿过于正而流于激也。故今之所论，绝不敢有溢美溢恶之言。是则区区防弊之微意，愿与学者共勉之者也。有心观世变者幸毋忽诸！

十有五年十一月(www.daowen.com)

北流陈柱柱尊序于上海大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