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面所述的国际化的定义外,我们还可以从“国际化不是什么”的角度加深理解。
首先,国际化不是一般的迎来送往。不能只是停留在国际化启动时期的水平上,它不能只是游离在高等学校中心工作之外,而应该进入高校工作的中心。国际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也不仅仅是高校发展中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而应当是全球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期一个新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早在农业社会时期,高等学校就具有明显的国际性特点;在工业社会时期,高等学校愈来愈表现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知识经济社会时期,高等学校要承担开展国际合作、推动国家经济、科技全球化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新职能。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1995年提交《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这首先是教学和科研的全球性的一种反映。现行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文化间了解的日益需要以及现代交流,消费市场的全球性等,正是这种世界环境的加强”,“国际、地区、国家和学校各级的决策人在考虑各种方案和做出决定时应以决定高等教育在社会上的战略地位及其自身的职能的三个口号为指导,即针对性、质量和国际化”。[1]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一份有关高校新职能的报告,标题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这份报告明确提出:“大学聚集了与知识的发展和传播相结合的所有传统职能:研究、革新、教学和培训,以及继续教育。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另一项职能即国际合作,亦应增加到这职能之中。”“大学被赋予4种社会职能:(1)培养学生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2)提供适合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需要的高度专业化的培训;(3)向全民开放,以满足最广义的终身教育各个方面的需要;(4)国际合作。”[2]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来世界,探索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的桥梁。”上述讲话中的4个“应该”对高校在新时期需要承担的职能与使命做了准确且全面的概括,即“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直接为社会服务和国际合作”,也明确提出了知识经济社会与现代国家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的期待和要求。因此,作为新时期高校院长,在推动学院国际化方面,应当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负重感和使命感。[3]
其次,国际化不是研究型大学的专利。国际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指向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文化理解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创新型人才。这对所有层次的高等学校的要求都是一样的。毫无疑问,我国“985”高校和“211”高校需要培养面向世界的高层次科学技术研究人才,其毕业生需要参与未来的国际竞争。我国很多普通高校,包括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是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其毕业生也需要参与国际的竞争。目前在我国基础教育界,很多中小学都把“培养面向世界的中国人”作为新时期的教育目标,并开展了很多实验,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应该说,面向世界是所有高等院校应该有的重要选择。
第三,国际化不能完全等同于全球化。虽然国际化与全球化是21世纪世界的两个重要时代特征与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这两个凸显“一个时代两个特征”的术语经常被混淆,并被当同义词来使用,但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国际化通常被认为是各国及其机构积极面对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回应全球化的过程。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推动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地域距离已经不再是人们彼此认识、沟通和合作的障碍,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密切,或者说,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也随之扩大,彼此之间的冲突也是如此。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不然,这正好是全球化与国际化的背后真实的存在。共同生活于地球上的人们,或多或少有着共存的利益和价值观。这些具有共性的思想或者文化在交往中普遍受到推崇,发展成为全球的共同的标准。显而易见,全球化不仅是经济领域的现象,也是人们的思想、文化、政治与科技多个方面造成影响的冲击力量。
国际化和全球化至少在4个方面存在不同。第一,起源不同。国际化古已有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全球化则是近代才出现的术语。因为技术的发展而得到了快速蔓延。第二,概念内涵不同。国际化是指政府、机构、群体或个人为应对全球化趋势、力量和挑战而主动采取的对策措施,由内向外的过程、活动;而全球化则意指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资金、知识、技术以及信息跨越空间和时间的流动,是由外向内的影响和挑战。第三,理念不同。国际化主张实现人类知识的共享与提升;全球化强调世界单一市场的营利性。第四,抉择不同。国际化是可以选择是否参与及以何种方式参与全球体系;全球化却是每个国家和机构某种程度上无法回避、无从阻止、难以忽视而只能适应的现实。由此可见,全球化所反映的是一种发展趋势或者过程,而不是结果,是经济、科技领域的一种客观存在。或者说,全球化反映了国际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的总的特性,凸显各国之间日益密切而相互影响、合作、依存、互动的世界格局。然而,不少事实反映,当前在世界经济领域合作中能真正显示生命力的经济组织只有欧洲联盟,而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关系非常复杂。北美自由贸易区虽然经各成员国积极推动,并被寄予厚望,却还未取得实际的合作成果。此外,“全球化”的倡导者致力于将世界统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与政治旗帜之下,他们所设计的“全球化”实际是“全球西化”。但是,文化的民族性是无法代替的,更不可能消除。即使西方发达国家有雄厚的经济作基础,也不可能实现文化的全球化。文化是一个综合且内涵丰富的概念,除了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受政治、宗教、哲学等的影响,还受原有文化的承传与创新等方面的影响。[4]
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有所区别,但彼此之间也有密切联系。很多学者认为国际化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的回应。简·奈特曾将“全球化”与“跨文化”“国际化”一起来描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范围。她指出这三个概念构成高等教育国际化“三位一体的概念群”,从广度上和宽度上反映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丰富内涵以及所蕴含的维度。[5](www.daowen.com)
第四,国际化并不是全盘西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一起被讨论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即“全盘西化”。这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在经济全球化催化下,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并不平衡,且存在很不公平的现象。反映在3个方面,其一,出于强势的国家、社会组织与个体掌控影响与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包括知识、技术与世界资源能源;其二,基于第一点的影响,国际化进程中人才主要从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流动,并汇聚在这些国家;其三,基于前面两个因素的影响,发达的西方国家在出口教育与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输出了他们认可的价值观念与政治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观念、思想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述不平衡的情况在未来较长时间都会存在。
现在有一种观点,即认为“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发达国家“骑在国际化的大马上”,对发展中或者转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实施文化、政治、经济的侵略、蹂躏和践踏,实质是“少数人化人,多数人被化”。[6]上述观点虽然略显偏激,却较为真实地反映出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我国部分学者对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的质疑与反思,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观点,如“任何第二国与我国的高等教育合作意愿,都潜藏着或毫无遮掩地表露出对中国庞大的教育市场的兴趣”。[7]。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全球化教育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多种选择机会,但同时它却是以削弱国家信念、知识体系,以及弘扬民族文化的主动性为代价;全球化教育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粉碎现有结构的各种潜在可能”。[8]因此,不少学者呼吁进行“高等教育本土化”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与危害。通常,全球化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现代性、不安定性和颠覆性,将挑战现有的民族国家观念”,所推行的是某一种具有侵略式、破坏性“文化理念或教育模式”。[9]因此,“本土化”被认为是对国家传统文化承传与发展上的忧虑,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挑战进行反思,并为之而做出的应对。由此,上述的质疑反映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两个概念被混淆理解,国际化部分理解为教育的全盘西化而导致的结果。[10]在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有两条原则是被认为要坚持的:一是在文化上,需要将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二是在教育体系上,需要将本国的教育体系与国际教育体系相结合。那么,一方面在坚持本民族的、本国的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将国际的、跨文化的元素纳入大的文化体系中;另一方面,在发展本国学术与教育体系的国际化中,运用国际化的或者西方教育体系的术语。
当前,还有一个客观存在是不容忽视的,即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存在。或者说国家性与国际性是现代大学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重要特征,后者以“高度自治权与国际性”为主要特征。现代大学的“国家性”体现其作为国家机构的公共性,其发展依赖于国家的公共政策与资金的支持。从这个角度分析,大学需服务于国家的发展、遵守国家制度与法则,以服务区域发展、国家发展和世界发展需要。然而,大学的国际性则体现大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发展。一个不曾改变的事实为大学是知识与技术的集散之地,这一过程中,知识归属于全人类,体现了其国际性。那么,现代大学在全球化时代需要协调一对看似相悖实则不然的关系:国际性与国家性。因为,承认并尊重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差异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基础前提。相比全球化,国际化这一概念更能准确地体现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趋势与真实本义。
事实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高等教育中的“国际性”与“国家性”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两者体现的是高等教育的一个过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种内在的统一,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国际化的大学以发展和弘扬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气质作为发展使命,他们并非那些脱离传统文化与精神气质的一种抽象国际化大学。因为大学的国际化不仅要重视人才培养、探索未知与发展知识以及世界共同的自由思想与文化价值,也要尊重各民族鲜明、独特的文化传统习惯。如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发达的国家大学如美国大学,一直保持着“注重教师教学自由”的权利与“学生学习自由”的传统;具有古典特征的英国大学在发展国际化过程中,一直承传着“注重修养和治学严谨”的特征;经历着欧洲思潮与战火的德国大学,哪怕是在竞争激烈的当下也坚持着“思想自由、甘于寂寞”的传统与风格。我国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吸收了东西方教育文化的思想,形成了指引中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的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1]无疑,这些可以共通、共享的思想理念是当今国际化大学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因此,高校国际化过程也是协调高校内在“国际性”与外在“国家性”潜在冲突的一个过程,将其建设成为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大学。那么,对国外进来的东西做有选择性、可适性的吸纳,并非全盘移植,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要讲究民族性。文化独立、文化融合与兼容并蓄是我国高校在其国际化进程中所应当坚持的原则。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为人才培养、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而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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