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将高等教育服务以产业形式开始出口，不仅接收大量的留学生，更是将教育服务（教师和教育课程）直接出口到人才进口国。虽然，该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受经济（贸易）为导向驱动，作为直接承担这些任务的学院领导者，院长角色呈现如下特点：

1．学术研究水平成为任职国际化院长的首要条件

尽管澳大利亚将经济收益作为大力发展高等国际化的主要目标，院长遴选人选的学术能力与学术成就仍是第一标准，即任用研究水平高、成果显著的学者为院长，学院组织构成的特殊性要求不同领导权力。大学二级学院是一个学术性的组织（承担学术研究与教学职能），并不同于其他企业组织，在这个组织中院长最重要的角色是学术领导。首先，学院组织成员构成是从事人才培养的学者，学院组织与标准化生产的企业管理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大学并非标准化的企业，两者的管理方式与管理原理并不相同。企业进行的是标准化、科学化的产品生产，如制造联想电脑、苹果手机，其管理者可以是社会学家；而在大学里，由教师、学者来培养有知识、有教养的学术与专业人才。这两种组织结构非常不同。Tucker和Bryan认为管理者在企业与在大学管理中的方式不同。企业里的组织结构为正金字塔，高层管理者处于企业的顶层，员工处于下层；而在学院里，作为管理者的院长处于金字塔底部，而教员则处于顶层，为倒金字塔。依据马克思·韦伯对领导的权力划分分析，企业管理者的权力最初是来自其法定职位，院长的领导权力更多是来自魅力权力，即其在学术上超凡的个性魅力与成就。^[7]因为，学术组织并不是行政意义上的科层制。其次，从学科归属上分析，院长与学者（教授）对共同的学科有着一样的忠诚，院长是学科的守护者，他们以学者的身份归属于学系，在与其他学者在学科上有共同的归属，但也具有独立性。学院发展上，院长通过招聘优秀的教师来实现对学系发展的管理。教师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内容，包括交流的国际化与任职教师的国际化。澳大利亚大学的教师队伍构成具有鲜明的国际化特征：通过实施全球招聘模式，招聘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学科领军人物，以此轻松开展课程国际化、校园环境国际化。在悉尼大学的人文科学院，约有108位从事不同领域研究与教学的学者，这些学者来自各界各地，具有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他们对学科的归属与认同却是相同的。

在两份全国性的调查研究中，哈曼发现澳大利亚1977年任职的院长大部分都是教授或者副教授，即有95%的院长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在1997年后，70%院长具有教授或副教授头衔，而28%的院长仅是有经验的讲师或优秀教师。虽然这20年间出现了变化。整体上，学术方面的能力与影响仍是任职国际化院长的首要条件。此外，不同层次大学的院长在这一方面的体现还是有区别的。哈曼在研究中指出，国际化程度越高的高校，越看重院长的学者身份。该研究还指出，在1997年期间，澳洲八大高校的院长群体与其他高校的院长群体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区别，在八大高校担任院长的教授或者副教授的比例要比其他大学更高。^[8]

在哈曼的研究中发现，院长在学术成就方面的作为也印证了其在国际化进程中，学术领导角色不可撼动。虽然，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及院校国际事务的增加，院长花在学院发展与业务开拓方面的时间增加，而在学术研究上的时间相对减少，院长第一个自我认同的角色为学者。哈曼的分析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这20年间院长们始终坚持其学者角色，而且大部分院长都有着突出的研究能力且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这一点说明他们的学者身份也是他们进行学院管理的前提基础，学术上的归属确保了作为学院管理者的院长与他们所领导的学者直接且紧密的关系；学术上的权威确保了院长对其他学者的领导。

高校承担着研究高深知识的使命，而作为履行这一职责的实体组织的院长，理应秉承学术传统，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展中坚守知识传承、知识创新的职责。澳大利亚的高校院长在这一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印证。笔者在澳大利亚访学时，就相关的问题对悉尼大学的两位院长进行了访谈。他们都明确表示自己首先是学者，其次才是管理者。同时，他们认为院长必须在所研究领域有着较大的国际影响力，才能更好地领导学院走向国际化。

2.管理角色成为国际化院长的重要角色

在澳洲大学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二级院长尽其所能平衡研究、教学与其管理的工作时间，坚持其学者与学术管理者的双重身份；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受经济收益的动机影响，澳大利亚高校院长角色日渐趋于向企业管理者角色转变。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过去的大学遵循英国大学的学术治理与大学管理的传统与模式。从那些负责审批新课程、审核考试成绩的教授中选举出合适的高级学者来担任院长。这些院长的任期为两年或者三年。随着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大学的管理模式逐渐发生变化。学者米格和伍德（Meek and Wood，1997）认为大学管理模式已演变为企业管理的模式。这个变化导致了一些与大学管理和学术专业有关的问题，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是：首先，院长像企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备受关注的是其管理方面的能力，其学术研究能力和成就则不再成为担任院长资格的最重要的条件。

在院长的遴选与任用方面，澳大利亚的大学所聘任的院长通常来自于不同国家，候选人在管理方面的经验与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化进程中，院长在管理功能得到不断的加强，这点反映在院长的工作模式与工作时间分配上。哈曼在研究中指出，在1977到1997年这20年间，院长每周花在管理以及委员会上的时间是23—27小时（每周比他们的学术同门多出4—5个小时）。尽管这20年间管理任务不断增加，院长仍能保持每周11—12个小时的教学时间。他们的工作模式在这20年间依然非常稳定。但他们花在教学、批改、备课、实验课和研究上的时间比其他学者相对过去要少。在教学工作方面，相比学院其他的老师而言，他们更多的关注是研究生生培养。^[9]这一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院长对管理工作更重视或者被要求重视，其二，院长花在管理工作的时间或精力比过往更多。影响这一角色变化的因素显而易见。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院长管理的事务日益复杂多元，管理工作的增加导致工作重心从学术向行政管理转移，对其管理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下表也充分说明，院长角色从纯粹的学者演变成学者与管理者双重角色。尽管他们尽力去平衡教学与管理的关系，管理所占时间比重也在逐渐超越教学时间所占的比重。

表5-1　澳大利亚院长角色比较（1977-1997/2014）(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Grant Harman.Academic Leaders or Corporate Managers：Deans and Heads in 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1977—1997，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导致院长角色在大学治理系统中变化有源自于大学的内部因素，也有源自于大学外部的变化。内部原因一，院系不仅仅是学术管理组织，同时也是代表物资管理以及财务责任的消费中心（cost centers），院长需要对这些资源的分配负责；其二，民选院长逐渐被任命院长所代替，这样任命的院长更趋于对教务长负责，而不是作为教职员工的利益代表。因此，随着学院的发展，所承担的财政与资源责任增大，很多的大学转而选择指派而非民选院长来负责学院的管理。由此可见，院长除了承担传统的学术管理责任外，还需要承担一系列的额外财务管理，向上级汇报工作。导致院长角色变化的最重要外部因素为大学外在环境的变化，如国家财政拨款的减少，而政府及高校（高等教育机构）追求经济上的回报，需要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展大规模教育出口服务贸易，这是间接导致院长角色趋于向企业管理者角色变化的重要动因。

3．推动课程国际化成为国际化院长的重要职责

院系国际化建设是院长工作的重要部分。课程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其内涵可以理解为课程资源要素的国际化运作。^[10]从广义视角来看，凡是能对学生身心产生影响的资源要素均可纳入课程资源范畴。譬如教师、教材、学生、学习物理环境、教学方法、社会力量等均属于重要的课程资源，课程国际化也意味着可以从这些资源要素着手，加以推进。悉尼大学人文学院2011—2015年的战略规划、悉尼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2011—2015年的战略规划充分体现了课程国际化的重要性：

悉尼大学人文学院战略规划内容包括这几个方面：（1）进行更为多元化的学科社区建设，以使更多的学生与教师受益；通过扩大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确保悉尼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在澳洲及亚太地区的领先地位；（2）夯实对比研究与教学的力量，加强本院对欧洲、美洲及亚太地区的研究深度，发展可以显示人文学院独特优势的教学与研究；（3）充当价值观念的传播者与维护者，将人文社会的研究与价值传播给更多的人；（4）院长充当学院目标实施的平衡者，平衡研究目标与学生人数众多的教学工作，确保提供足够的资源给学生和工作人员，以保证行政和学术支持的平衡；（5）确保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整合、动态和可持续发展，利用其多样性和广度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学科，开展世界领先的研究和发展鉴别能力，指导和支持卓越研究；（6）吸引、支持和保留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最有前途的学生和工作人员；（7）开发本地和全球的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提供独特的项目，进一步致力于培养卓越的研究，提高人文社会学院的全球声誉；（8）开发和寻找新的基础设施的支持（包括主要建筑物和技术），以确保教学创新，研究世界领先。^[11]

澳洲悉尼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战略规划包括这几个方面：（1）开展自由、开放、多元的探究，目标是确保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在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的领先地位，并且列于世界前20的排名；开展跨区域问题研究，以应对未来世界性的挑战；（2）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从古典希腊到数字时代文化；（3）创建学者社区，将国际化环境与社区文化、澳洲文化相结合，以培养学生作为世界公民及领导的奉献精神与能力；（4）寻找更多的途径，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价值与研究传递给更多的公众。通过基础研究和参与公共评价与讨论，以获得解决当下人们所面临的与人文有关的基本问题的方法与见解。^[12]

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澳大利亚高校院长在推进课程国际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不仅体现了课程国际化工作的综合性、复杂性，也凸显院长在推动课程国际化方面的重要性。如果把教育国际化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学院在课程国际化方面的作为就是推动这个大系统工程的重要动力，而院长无疑是这方面的重要推手。教育国际化的开展需要从国家各个层面获得政策、资金、标准与服务的支持；而将教育国际化落到实处，则是通过学院层面的积极参与及实施各项相关活动。在国际化的众多内容中，最关键的是国际化课程开展，因为课程是实施国际化最切实际且最有效的方式。有学者认为，课程是检验国际化理念与实际之间落差最好的标准，因为国际化真正实践的方法是通过师生课堂与课程学习而实现的。^[13]此外，国际化的课程也是吸引国际学生最有力的砝码。澳大利教育机构联合研究机构（IDP）将课程国际化指标提供给学校与学院参考。院长在课程国际化方面的作为主要体现在将国际化标准发展作为教师课程传授的参照标准，制定课程国际化的战略规划，并在推进课程国际化的实践中充分发挥引导与监督作用。